中国电子制造业的价值链分工地位

在gvc分工发展背景及意义的基础上,总结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特点。应用rca指数评价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现状。利用1995年到2011年代表性年份的数据对中国制造业的gvc地位指数进行测量,并得到中国制造业中不同类型的制造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指数,结果显示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最具有优势的。本文从产业结构、产业发展思维和公司发展战略方面为提升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提出相应建议。

本文基于附加值贸易框架,测度了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并探讨了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发展轨迹。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模式不同,导致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我国不同技术层次行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存在差异。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实现了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而对于中高技术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锁定"效应十分明显。

文章通过构建中国、欧盟、美国、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投入产出的五国模型,将总出口分解成9部分,根据9部分产生的不同价值增值含义,用真实国内贸易增加值以及gvc地位指数对中国及其他三大经济体不同行业在gvc链上的分工地位及竞争力进行深入分析,同时考虑了各国贸易迂回情况,剖析四大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特征.研究发现:中国以单环节参与为主,处于gvc链下游,但在技术密集型领域向上游移动趋势明显;日本以单环节参与为主,处于gvc链上游,在技术密集型领域占优;相比之下美国以多环节参与为主,主要处于gvc链上游,尤以高技术领域领先;欧盟以两头参与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生产出口.

本文利用wiod、《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等构成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实证研究了创业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表明,创业显著有利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在进一步分析中,基于前向参与度与后向参与度的测算,再次证明创业有助于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份额,从而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本文据此提出了激发企业家精神、有效构建创业网络、推动创业组织学习、倡导创业知识溢出等政策建议。

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融入至关重要；而其在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也直接影响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及产业政策的制定。文章对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进行阐述,同时系统分析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并针对性地提出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策略,以期有利于加强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推动我国经济的进一步良性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中国制造业从大多承接国际制造业价值链上的生产环节,到开始更多地承接国际制造业产业价值链的技术环节。因此,要提升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国际竞争力,中国企业必须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成为跨国公司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政府则通过制定相应产业政策引导跨国公司把先进的技术引入中国。

本文突破现有研究多是从产业或产品层面评价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传统思路,采用兼顾出口与进口的净贸易指数,比较研究了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22个细分行业进出口贸易结构及其在价值链中不同生产环节的竞争力。结果显示,传统的出口总量统计法高估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存在出口与实际竞争力相背离的"统计假象"。在价值链环节,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而零部件等高端环节存在较高的进口依赖度,呈现出明显的竞争劣势。

如何突破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是目前中国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制造业产品增加值的全球价值链分布，构建并计算了价值链高度指数，以此为依据剖析了我国在制造业产品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结论是：中国在资本、资源密集产品全球价值链的中端，分工地位显著提升；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分工地位有一定提升；在技术密集型产品全球价值链中的中低端，分工地位没有提升或提升很小。国内需求、人力资本和服务业投入等对分工地位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为此中国需要促进传统“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推进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由“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向“内需带动型”经济发展战略转变；同时，要改变加入gvc的方式，增加对现有制造业的人力资本与生产者服务投入。

基于oecd-wto联合发布的tiva统计数据,采用koopman等提出的"gvc地位指数",测算分析了1995-2009年期间,中国制造业及内部各部门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及其演变情况,结果显示:目前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内部各部门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仍处于较低水平;无论自身比较还是国际间比较,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部门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明显高于"资本、技术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部门;1995-2009年期间,中国制造业及内部各部门在gvc中的分工地位呈现"l"型演变特征,这一演变特征与中国的要素禀赋、工业化发展进程和经济发展战略变化有关。

基于附加值核算方法,使用wto-oecd联合发布的tiva数据库2016年12月最新数据,测算印度、俄罗斯、巴西和中国四个国家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并从其趋势、结构以及制造业细分行业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在金砖四国中巴西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最高,这主要是源于巴西丰富的初级产品出口。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最低,但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通过比较中国和另三国的结构数据,可以发现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低是由于加工贸易发展规模庞大,出口中的国外附加值很高,但近年来有减弱趋势。

基于贸易附加值核算框架,测算出1999~2011年间14个制造业细分行业内嵌的国内、国外服务附加值以衡量制造业国内、国外服务中间投入,并以此为依据采用fgls估计国内外服务价值嵌入总额与嵌入结构对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第一,从总体层面来看,国内服务价值嵌入总额对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国外服务价值嵌入总额显示负向影响;国内现代服务价值嵌入对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但国外现代与传统服务价值嵌入均呈现负向影响。第二,从分样本层面来看,国内现代与传统服务价值嵌入对低技术行业组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正向促进作用,要强于对高技术行业组制造业的促进作用,而国外现代与传统服务价值嵌入在两组回归结果中均显示负向影响。

通过使用中介效应检验法,系统考察了中国生产性服务的中间品进口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的影响。发现中国生产性服务的中间品进口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参与度,也能促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参与度的提升。生产性服务的中间品进口对制造业服务化的促进效应、对制造业对第一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的拉动效应及其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生产性服务的中间品进口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参与度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我国高技术产业和中高技术产业的生产性服务中间品进口不仅能促进该产业的前向关联产业发展,还能促进该产业的后向关联产业快速发展。

本文在中国制造业传统比较优势面临挑战背景下，探寻国际分工生产体系内新的竞争优势。采用中国2002—2011年制造业面板数据，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3sls）估计方法，检验制度质量改进、研发创新与价值链分工地位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考虑行业技术水平的差异性进行子样本回归分析。研究发现：研发创新是推动价值链分．y-地位向上攀升的重要力量；制度质量改进通过激励和保障研发创新投入间接促进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相对于低技术水平行业而言，良好的制度环境对中高技术水平行业的技术创新及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正向效应更加显著。

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传统衡量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测度方法面临较大局限性。鉴于此,该文借鉴koopmanetal.(2010)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测度原理和方法,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最新发布的投入产出表,分别在整体层面和细分产业层面,测算了全球44个国家(地区)2000-2014年制造业部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以作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指数替代变量,据此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再评估。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在样本期内呈现先降后升的"v"型趋势;虽然竞争力最强的仍然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但近年来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国际竞争力提升较快;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指数的全球排名较为靠前,"大而不强"的传统认识

美国再工业化不是回归低端制造业产业链,而是对不同要素密集水平的产业链进行优化和重构,构建制造业产业链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贸易秩序。我们采用中国制造业不同要素密集水平的面板数据,结合基于贸易附加值的gvc地位指数,纳入中美贸易、r&d与美国再工业化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以混合追踪截面数据实证检验美国再工业化政策实施前后中国制造业整体和不同要素密集水平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再工业化对中国制造业整体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有积极影响；对中国不同要素密集水平的产业链产生不同的影响: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对中国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负面影响较大,但却有利于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改善。

借助全球贸易增加值数据,测度并分析了中国总出口、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状况和演变态势。研究显示,从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度而言,"中国制造"确实是全球的重要力量,但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考察,中国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呈"烟斗曲线",这与中国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密切相关。在"后人口红利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同时,要不断完善制度质量,使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由主要依赖"人口红利"向主要依赖"制度红利"转换;在制造业细分行业中,中国仅在食品、饮料与烟草制造业和纺织品、皮革及鞋类制品业等两个劳动密集型产业成功实现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而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国际分工地位下降非常明显,存在被"低端锁定"的风险。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路径差异是导致不同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不同的根本原因。

借助全球贸易增加值数据，测度并分析了中国总出口、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状况和演变态势。研究显示，从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度而言，“中国制造”确实是全球的重要力量，但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考察，中国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呈“烟斗曲线”，这与中国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密切相关。在“后人口红利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同时，要不断完善制度质量，使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由主要依赖“人口红利”向主要依赖“制度红利”转换；在制造业细分行业中，中国仅在食品、饮料与烟草制造业和纺织品、皮革及鞋类制品业等两个劳动密集型产业成功实现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而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国际分工地位下降非常明显，存在被“低端锁定”的风险。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路径差异是导致不同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不同的根本原因。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采用koopman等提出的“gvc位置指数”和“gvc参与度指数”从增加值贸易角度测算比较了1995-2011年期间,中韩两国出口贸易整体和不同技术层次的制造业行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参与程度及其动态演变过程.结果显示,中国已较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虽然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位置,国内间接增加值出口对全球价值链的贡献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但其贡献度逐年增加,并且具有一定的攀升趋势;而韩国位于全球价值链的相对上游位置,但在部分高技术制造业行业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且具有一定的下滑趋势.

基于附加值核算方法,使用wto-oecd联合发布的tiva数据库2016年12月最新数据,测算印度、俄罗斯、巴西和中国四个国家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并从其趋势、结构以及制造业细分行业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在金砖四国中巴西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最高,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主要是源于巴西参与全球价值链过程中丰富的初级产品出口。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最低,但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通过比较中国和另三国的结构数据,可以发现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低是由于加工贸易发展规模庞大,出口中的国外附加值很高,但近年来有减弱趋势。

本文使用能够辨别"嵌入位置"与"增值能力"的价值链地位指标测度了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全球价值链地位,通过系统gmm方法实证分析了农产品加工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因素。农产品加工业是"以工促农"的重要途径,然而中国农产品加工业近年来的价值链地位不容乐观,尤其是增值能力呈大幅度下降趋势。结果表明,产业规模和研发支出对中国农产品加工业价值链地位的上升具有促进作用,而参与国际分工程度的提高并未带来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意义上以最终产品贸易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格局已被新型的以组成产品价值环节为对象的国际价值链分工所替代,导致当代全球制造业分工现出了分工主体专业化、分工形式要素化和分工空间集群化的新特点。因此,新时期东北制造业的发展,应遵循21世纪国际制造业分工的时代特征,积极参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促进东北制造业分工专业化水平,完善东北制造业产业集群和培育参与国际价值链分工的高级要素。

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下的增加值贸易视角,运用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计算出中国服务业及其内部各部门的gvc地位指数,以准确评估出中国服务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的国际分工地位较低,特别是住宿餐饮业、租赁与商务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下游环节。中国服务业的国内价值增值、国外价值增值的明显偏高导致中国服务业国际分工地位难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