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值贸易的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地位探讨

基于oecd-wto最新发布的国际投入产出表,采用koopman等提出的"gvc地位指数",测算了1995—2011年中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并进行国际比较,然后分析了其变化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目前中国服务业的国际分工地位逐步上升,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从变化机制来看,中国服务业出口中间品出口比重较低,是导致服务业gvc前向参与度较低,从而服务业国际分工地位偏低的主要原因;而导致服务业出口中间品出口比重较低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和竞争力较低.因此,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是提升中国服务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

近几年来,中间产品的国际贸易愈发频繁,这导致传统贸易统计方法出现偏差,而增加值贸易法能消除对出口额的虚高统计。本文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使用kww方法和wiod数据,应用三国三层次制造业的国际投入产出模型,得到了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下2001-2014年这14年间中国制造业的出口。与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下的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增加值贸易法测算的出口远远小于传统贸易统计方法测算的出口。然后使用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衡量中国各技术层次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我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较低且没有明显的提升,存在低端锁定现象,并且高技术层次部门的国际分工地位在制造业整体中最低。从劳动、资本、技术、贸易和规模五个方面分析影响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因素,结果表明只有技术因素对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中国制造"已经成为当代国际经济的最主要特征之一,这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结构、质量、技术含量及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等问题的关注。很多研究认为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正在由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但此类研究结论是由所选用的衡量方法而造成研究结果的夸大,还是确实由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的改善所导致,相关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和中国进出口贸易数据,采用垂直专业化指标体系和贸易品技术附加值指标,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程度、分工利得和动态利益三个角度对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地位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总体上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虽然部分行业较深入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但分工利得较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虽然表现出了技术水平总体上上升等动态利益的增长,但整体水平仍相当有限。

本文基于附加值贸易框架,测度了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并探讨了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发展轨迹。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模式不同,导致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我国不同技术层次行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存在差异。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实现了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而对于中高技术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锁定"效应十分明显。

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融入至关重要；而其在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也直接影响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及产业政策的制定。文章对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进行阐述,同时系统分析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并针对性地提出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策略,以期有利于加强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推动我国经济的进一步良性发展。

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的崛起是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重要原因。基于总出口附加值分解,测算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国内附加值竞争力指数,从整体、分行业、国际比较三个层面进行梳理,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分析中重点把握分工参与程度与嵌入位置的时序描述,以概述参与方式和面临的问题。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程度较深,深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趋势在不断上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呈现"右偏v"型发展趋势,国际分工地位表现出向上游攀升的特征,但分工地位仍相对较低,制造业行业间差异显著。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国际产业分工特征。本文在全球价值链角度下,指出国际分工地位不是依据一国贸易总量的大小来决定,而是由产品在该国内的贸易增加值大小决定。以苹果公司的全球价值链布局为例,分析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说明贸易增加值的提高是提升国际分工地位,使中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重要途径。

本文突破现有研究多是从产业或产品层面评价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传统思路,采用兼顾出口与进口的净贸易指数,比较研究了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22个细分行业进出口贸易结构及其在价值链中不同生产环节的竞争力。结果显示,传统的出口总量统计法高估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存在出口与实际竞争力相背离的"统计假象"。在价值链环节,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而零部件等高端环节存在较高的进口依赖度,呈现出明显的竞争劣势。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中间产品是主要的贸易对象,研究分工地位的传统方法将不再适用.本文借鉴了koopman等人的最新研究成果,结合欧盟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测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40个经济体1995-2011年制造业价值链参与程度指数和国际分工地位指数,并进行跨国跨行业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价值链参与程度国别差异较大;中国制造业整体的国际分工地位仍处于较低的位置,有被"锁定"的风险;国际分工地位较高的主要是资源密集型行业;高技术行业的分工地位指数为负,有进一步下滑的趋势.

借助全球贸易增加值数据,测度并分析了中国总出口、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状况和演变态势。研究显示,从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度而言,"中国制造"确实是全球的重要力量,但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考察,中国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呈"烟斗曲线",这与中国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密切相关。在"后人口红利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同时,要不断完善制度质量,使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由主要依赖"人口红利"向主要依赖"制度红利"转换;在制造业细分行业中,中国仅在食品、饮料与烟草制造业和纺织品、皮革及鞋类制品业等两个劳动密集型产业成功实现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而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国际分工地位下降非常明显,存在被"低端锁定"的风险。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路径差异是导致不同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不同的根本原因。

借助全球贸易增加值数据，测度并分析了中国总出口、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状况和演变态势。研究显示，从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度而言，“中国制造”确实是全球的重要力量，但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考察，中国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呈“烟斗曲线”，这与中国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密切相关。在“后人口红利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同时，要不断完善制度质量，使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由主要依赖“人口红利”向主要依赖“制度红利”转换；在制造业细分行业中，中国仅在食品、饮料与烟草制造业和纺织品、皮革及鞋类制品业等两个劳动密集型产业成功实现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而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过程中，国际分工地位下降非常明显，存在被“低端锁定”的风险。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路径差异是导致不同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地位不同的根本原因。

基于1995—2011年世界投入产出表,采用gvci方法测算我国航运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研究表明,我国航运业在1995—2011年,国内增加值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1995—1999年,我国航运业参与国际贸易水平较低,国内增加值及国外增加值均较低;2001—2007年,国内增加值比重逐渐上升;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国内增加值比重大幅回落;2009—2010年,国内增加值比重又有所回升.国际比较表明,我国航运业国内增加值的绝对量在不断增加,但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主要表现在我国航运业国内中间需求较高、高端航运服务业发展缺乏,以及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型的迫切性.我国航运业应加大基础设施支撑,充分把握政策机会,并通过技术创新引导航运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从而不断提升国际分工地位.

在gvc分工发展背景及意义的基础上,总结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特点。应用rca指数评价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现状。利用1995年到2011年代表性年份的数据对中国制造业的gvc地位指数进行测量,并得到中国制造业中不同类型的制造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指数,结果显示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最具有优势的。本文从产业结构、产业发展思维和公司发展战略方面为提升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提出相应建议。

文章通过构建中国、欧盟、美国、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投入产出的五国模型,将总出口分解成9部分,根据9部分产生的不同价值增值含义,用真实国内贸易增加值以及gvc地位指数对中国及其他三大经济体不同行业在gvc链上的分工地位及竞争力进行深入分析,同时考虑了各国贸易迂回情况,剖析四大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特征.研究发现:中国以单环节参与为主,处于gvc链下游,但在技术密集型领域向上游移动趋势明显;日本以单环节参与为主,处于gvc链上游,在技术密集型领域占优;相比之下美国以多环节参与为主,主要处于gvc链上游,尤以高技术领域领先;欧盟以两头参与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生产出口.

本文利用wiod、《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等构成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实证研究了创业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表明,创业显著有利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在进一步分析中,基于前向参与度与后向参与度的测算,再次证明创业有助于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份额,从而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本文据此提出了激发企业家精神、有效构建创业网络、推动创业组织学习、倡导创业知识溢出等政策建议。

基于oecd-wto联合发布的tiva统计数据,采用koopman等提出的"gvc地位指数",测算分析了1995-2009年期间,中国制造业及内部各部门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及其演变情况,结果显示:目前中国制造业整体及内部各部门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仍处于较低水平;无论自身比较还是国际间比较,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部门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明显高于"资本、技术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部门;1995-2009年期间,中国制造业及内部各部门在gvc中的分工地位呈现"l"型演变特征,这一演变特征与中国的要素禀赋、工业化发展进程和经济发展战略变化有关。

基于贸易附加值核算框架,测算出1999~2011年间14个制造业细分行业内嵌的国内、国外服务附加值以衡量制造业国内、国外服务中间投入,并以此为依据采用fgls估计国内外服务价值嵌入总额与嵌入结构对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第一,从总体层面来看,国内服务价值嵌入总额对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国外服务价值嵌入总额显示负向影响;国内现代服务价值嵌入对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但国外现代与传统服务价值嵌入均呈现负向影响。第二,从分样本层面来看,国内现代与传统服务价值嵌入对低技术行业组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正向促进作用,要强于对高技术行业组制造业的促进作用,而国外现代与传统服务价值嵌入在两组回归结果中均显示负向影响。

通过使用中介效应检验法,系统考察了中国生产性服务的中间品进口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的影响。发现中国生产性服务的中间品进口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参与度,也能促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参与度的提升。生产性服务的中间品进口对制造业服务化的促进效应、对制造业对第一产业的完全消耗系数的拉动效应及其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生产性服务的中间品进口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后向参与度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我国高技术产业和中高技术产业的生产性服务中间品进口不仅能促进该产业的前向关联产业发展,还能促进该产业的后向关联产业快速发展。

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传统衡量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测度方法面临较大局限性。鉴于此,该文借鉴koopmanetal.(2010)提出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测度原理和方法,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最新发布的投入产出表,分别在整体层面和细分产业层面,测算了全球44个国家(地区)2000-2014年制造业部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以作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指数替代变量,据此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再评估。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在样本期内呈现先降后升的"v"型趋势;虽然竞争力最强的仍然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但近年来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国际竞争力提升较快;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指数的全球排名较为靠前,"大而不强"的传统认识

如何突破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是目前中国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制造业产品增加值的全球价值链分布，构建并计算了价值链高度指数，以此为依据剖析了我国在制造业产品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结论是：中国在资本、资源密集产品全球价值链的中端，分工地位显著提升；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分工地位有一定提升；在技术密集型产品全球价值链中的中低端，分工地位没有提升或提升很小。国内需求、人力资本和服务业投入等对分工地位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为此中国需要促进传统“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推进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由“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向“内需带动型”经济发展战略转变；同时，要改变加入gvc的方式，增加对现有制造业的人力资本与生产者服务投入。

基于附加值核算方法,使用wto-oecd联合发布的tiva数据库2016年12月最新数据,测算印度、俄罗斯、巴西和中国四个国家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并从其趋势、结构以及制造业细分行业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在金砖四国中巴西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最高,这主要是源于巴西丰富的初级产品出口。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最低,但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通过比较中国和另三国的结构数据,可以发现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低是由于加工贸易发展规模庞大,出口中的国外附加值很高,但近年来有减弱趋势。

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分别测算中国制造业各行业2001~2011年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及各行业的生产性服务外包率,再采用系统gmm方法分析生产性服务外包是否有效提升中国制造业行业在国际上的分工地位。研究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外包整体上对中国制造业行业的国际分工地位作用不明显,但不同技术层级的结果存在差异。低技术行业总的生产性服务外包对其分工地位具有抑制作用,且离岸型和在岸型生产性服务外包均抑制其分工地位提升；中等技术行业和高技术行业总的生产性服务外包促进其分工地位上升,在岸型生产性服务外包提升其分工地位,而离岸型生产性服务外包显著抑制这两类行业的分工地位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