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河道水环境治理与修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其对蚊虫孳生的影响未有系统研究。 水质污染水平对白纹伊蚊和淡色库蚊孵化率、化蛹率及体重影响较大，但对羽化率影响较小。相比较淡色库蚊，白纹伊蚊孳生更倾向于清洁水质。植物引入对蚊虫孳生有抑制和促进双重作用，绿薄荷抑蚊效果较好，其次是鱼腥草和香菇草，而石菖蒲和低密度粉绿狐尾藻则促进了淡色库蚊产卵。植物的影响与其挥发的碳氢化合物及其衍生物有关。枝角类及食蚊鱼对蚊幼的捕杀效率与龄期及数量比有关，当枝角类与I龄蚊幼的数量比由10:10增加至200:10，蚊幼死亡率由13.33%增加至100%，1尾0.8cm食蚊鱼和1尾3cm食蚊鱼对10条I龄蚊幼的半致死时间和全致死时间分别为1.08h及3.38h、3.35h和5.00h。10条河道中有4条河道表现为蚊幼阳性，山下河蚊幼数量最多，其次是工业河、九山外河、桃浦河，主要有4种库蚊和1种伊蚊，淡色库蚊是优势种，其次是致倦库蚊。山下河中发现的白纹伊蚊可能与河面垃圾有关。工业河和桃浦河蚊幼季节消长均为单峰型，高峰期为5～6月，而山下河和九山外河均为双峰型，高峰期为5～6月和10～11月。工作的曝气机附近（＜1.5 m）河面无一蚊幼出现。河道中蚊幼密度与TN、TP、COD及P值和A值呈显著正相关，表明有机碳、氮和磷是蚊幼重要营养源。蚊幼密度与水面遮阳率呈较显著正相关，其次是水面植物盖度。 城市河道水环境修复对蚊虫孳生有着“相容”和“相克”的双重效应，并由此决定两者之间协调度。劣V类黑臭型河道适合于库蚊孳生，当河面垃圾多且植物疏于管理时，会导致库蚊及伊蚊暴发性孳生；河道沿岸绿化宜控制合适乔灌草比例，以便实现成虫和幼虫“双控”目标。北纬27°及以南地区需要关注冬季河道蚊害防制，宜加强河道水面保洁、植物管理并间歇运行曝气机。当河道水质达到Ⅲ类后，可实现河道蚊害防制的生态自维持。 本研究成果是国内外首次报道，对诠释河道蚊虫孳生的生态学机制以及指导蚊害防制实践均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2100433B

城市河道是蚊虫的重要孳生地之一。我国城市河道水环境治理与修复正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中。城市河道水环境修复的同时也改变了蚊虫孳生的环境，从而对蚊虫的群落结构、种群密度及其时空分布造成影响，进而影响蚊媒疾病风险水平。为此，本课题基于城市河道水环境修复与蚊害防制研究相互脱节的现状问题，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丽娃河大河、真如港东段、山下河中段、山下河西段4条城市河道（段）为代表，通过背景调查、模拟实验与机理研究、现场实证及调控研究，解析城市河道的不同水环境背景及其修复措施与蚊虫孳生的耦联关系及其机制，通过基于环境-卫生协调目标的城市水环境修复评价体系构建及案例分析，评价4条河道（段）的环境-卫生协调性，探索城市河道水环境修复与蚊害防制的协调对策，为实现城市水环境修复与水卫生安全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内容简介

本书共6章，可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前4章)总结了地震烈度与地震动参数(PGA、PGV)的研究现状及理论，并收集了有关宏观地震烈度与地震动参数的对应关系，对其处理、分析与总结，给出了我国地震烈度与地震动参数对应的合理范围；第二部分(第5章)是基于房屋震害评定地震烈度的研究，对收集的我国房屋震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给出了不同烈度对应的不同结构类型房屋的震害描述。 2100433B

《水污染与水环境修复》从理论和实际应用等方面对水污染与水环境修复进行了系统论述，是水污染和水环境修复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水污染与水环境修复》在系统评价我国水污染状况和特征基础上，论述了水污染成因及其生态效应，详细介绍了水污染预测理论与方法；在对水环境修复理论与方法进行系统述评基础上，分别对河流、湖库、湿地和地下水的生态修复理论、技术方法和工程应用进行详细阐述，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借鉴意义。

《水污染与水环境修复》可以供从事水污染控制、水资源保护的科研、规划、设计、施工的科研、管理人员参考，也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阅。

在劳动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研究范式。在谈及劳动关系研究的方式和范式的时候，很多学者把劳动关系的学派与之等同，有些学者甚至用不同学科的研究与之等同。这是对研究方式和范式的曲解，不同的研究范式的区分必须基于基本假设、核心专题和核心主张的差异，而不同的学科的研究可能研究范式是一致的。

早年的产业研究中，大多数的社会科学的奠基者的思想对其几乎没有影响，这可以解释为早年的劳动关系思考和研究都是建立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因此大多数的劳动关系学者都会同意，劳动关系研究的理论突破是在Dunlop建立劳动关系系统理论之后取得的。

在劳动关系研究的历史上，出现了不同的研究方式和范式，学者对这些不同的研究方式和范式的分类也有所不同，例如，Blain和Gennard认为劳动关系的研究方式和范式可以划分为：系统方式、牛津方式和产业社会学的方式。Walker认为劳动关系的研究范式可以划分为：马克思主义方式、产业治理概念和系统模式。也有的产业社会学学者把劳动关系的研究方式和范式划分为：系统模式、行动理论概念、政治经济概念或者马克思主义概念。笔者综合两者的观点，劳动关系的研究范式总共有五种：马克思主义的范式、系统范式、牛津范式、产业社会学的范式和策略选择的范式。

劳动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范式

马克思主义范式认为，任何时候的产业劳工的标准结构和制度化形式都是两个阶级之间力量冲突斗争的结果，它更关注劳动关系中双方的冲突以及对冲突过程的控制。这种方式认为，在经济中代表工人的“劳动”的利益，与代表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资本”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资本”希望用尽可能少的成本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而工人由于机会有限而处于一种内在的劣势地位，由此。这种对立关系在劳动关系中比在其他地方都表现得更明显。冲突不仅表现为双方在工作场所的工资收入、工作保障等具体问题的分歧，而且还扩展到“劳动”和“资本”之间在宏观经济中的冲突。马克思主义论者认为，其他学者提出的所谓“和谐的劳动关系”只是一种假象而已。

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主要是探究劳动关系结构中劳资冲突双方力量的态势以及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在多大程度上摆脱被迫接受其他人决定工资和工作条件的状态。

劳动关系理论系统范式

系统范式的代表人物是John Dunlop。和马克思主义范式不同，系统范式认为，劳动关系集体规制的实现是劳动关系主体各方利益调和的产物。Dunlop的系统研究范式也可以看作是对之前研究方法的背离。之前，劳动关系被看作是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组织理论的研究专题之一，而且很多学术文章采用的仅仅是历史性和描述性的方法，而不是理论的和分析的方法。

在系统范式中，劳动关系从逻辑上被看作是抽象的，并非是一个从时间和空间上描述现实世界的现实术语。它的目的是把焦点聚集在一些关键变量上，并且提出一些有待验证的假设命题。在Dunlop的著作中曾经这样描述系统的结构：“简要地说。这个理论框架是要分析范围从单个企业到一个部门乃至一个国家整体的劳动关系运行。排除劳动关系系统的范围，它还有一些共同的属性和结构……每一个劳动关系系统都包括三个主体：(1)工人和他们的组织；(2)经理人员和他们的组织；(3)关注工作场所和工作社区的政府机构。每一个劳动关系系统都会产生一套复杂的管理工作场所和工作社区的规则。这些规则在不同的系统中将会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协议、法令、命令、政令、规章、奖励、政策、实务和传统……劳动关系系统中的主体被认为面临当时的环境背景。这个环境有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构成：技术、市场或者预算约束、权力关系和主体的地位……这个系统由于意识形态或者所有主体共有的理解而连接在一起。劳动关系理论的核心任务是解释为什么在某个劳动关系系统中一项规则会建立和为什么他们会因为影响系统的变革而变化。”

对于劳动关系研究来说。系统范式的主要意义是把劳动关系的研究焦点从产业冲突和集体谈判转到规则制定，这拓宽了劳动关系视角。

劳动关系理论牛津范式

牛津范式对英国的劳动关系思维有很大的影响，并且为多诺万委员会(Donovan Commission)的政策建议提供了理论基础。在H.A.Turner对委员会的研究报告的回顾中，他用以下一段话评述了这种研究范式：

“牛津范式可以被描述为综合了一种勤勉的、已经建立的调查途径的延伸，尤其是对制度细节的小心翼翼的追求、一种对短期规则而不是宽泛概括的偏好、对那些能用描述性观察来诠释这个领域的学科(越来越多的是社会学、统计学和经济学)意识非常少、多种多样的大胆地单方面带领人们前往他们想去的任何方向的最低限度改革的宣传者。这种方式对委员会有显而易见的影响，它在研究报告中占据了显著的地位。在宽泛的意义上说，他们的贡献和他们的不足都源于他们特殊的学术观点。”

牛津学派的观点认为，劳动关系研究工作规制的制度。在Dunlop之后，每一个劳动关系系统的规则都被看作是具有实体性的和程序性的。内部和外部的工作规制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核心是规则是否可以在没有任何外部力量同意的情况下被企业和它的雇员自行改变。该观点认为，这个系统的规则决定于集体谈判的规则制定过程。这被看作是一项雇主和雇员之间力量关系的政治制度。

如果我们把牛津范式和系统范式进行对比，我们发现这两种模式都具有一样的输出结果，但是输入却不一样。牛津范式强调的是通过集体谈判的规则制定过程，而系统范式则强调对规则制定有广泛影响的角色。对于牛津范式来说，政治变量被认为极为重要，而对于系统范式来说，经济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变量的重要性都很突出。从这方面说，我们可以认为牛津范式为分析劳动关系问题提供的框架过于狭窄。它过于强调集体谈判的政治过程而对那些对规则决定有更深影响的角色重视不够。制度和权力的因素被认为是极为重要的，而像技术、市场、地位和意识形态这样的变量却没有给予任何的重视，这种方式的偏狭导致了极大的局限性。

劳动关系理论产业社会学范式

在英国。尽管规则决定的方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产业社会学家C.Margerison坚持认为，劳动关系的核心仍然是冲突自身的性质和发展。他认为：“看起来，劳动关系的研究比其产生的时候更加重视产业冲突问题的解决。因此，研究核心的趋势是更加关注产业冲突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这可以从Flander的观点中看出，他认为劳动关系的问题不会产生，除非它们包含在劳动关系系统规则的正式轨道内。为此，我认为，冲突应该成为基本的概念。而且应该成为劳动关系研究的基础。”

这种观点的可取之处在于，它认为：在劳动关系中有两个主要的概念层次：一个是在企业(工厂)内部层次，在这个层次上，环境因素(例如职位内容、工作任务和技术)和互动因素产生了三种类型的冲突——分散的、结构的和人际的冲突，它们可以各自通过集体谈判、社会一技术系统的结构分析和人员管理来解决；第二个层次的劳动关系在企业外部，主要关注在组织内部层次没有或者无法解决的冲突。

这种研究方式拒绝接受系统范式和牛津范式把研究重点放在规则制定上的观点。这一流派的学者提出了一种调查的方式，试图发展出一种社会学的冲突模型。然而，在劳动关系研究中把重点放在冲突上并不是什么新事物，产业冲突的性质和重要性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已经有非常多的学者进行了研究。

劳动关系理论策略选择范式

策略选择研究范式的代表人物是Thomas A.Kochan。基于劳动关系“转型”的观点，Kochan等人提出了策略选择理论。他们认为，劳动关系的过程与演变能持续展开，关键是由“环境压力”和“组织响应”的互动作用所决定的，这意味着环境因素将影响组织的运作，组织也应该对环境的变迁提出应对之道。Kochan等人认为，美国的劳动关系活动已从中间层次的“协商层次”分别向上层次的“策略层次”和下层次的“工作场所层次”发展。

策略选择范式实际上与系统范式有着许多相似点，同样强调输入、过程和输出，只不过它认为的输出是劳动关系主体的“业绩表现”而不是规则，而这个劳动关系过程中，各主体的行动策略对于产出的影响至关重要。故而，在“冒烟经济”和集体劳动关系已经丧失主导地位的背景之下，各主体的策略选择是劳动关系研究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