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不是城镇工地化

城镇化建设战略应是客观理性的科学，是经济基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是目前我国一些地方的城镇化建设变了调，走了样。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盲目攀比现象严重。由于城镇化率已被看作政绩指标之一，目前已经出现一些地方政府追求城镇化高增长率的攀比现象。二是城镇化建设沦为某些官员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一提到城镇化，有些人想到的就是建几条大道，搞几项跨世纪的标志性工程。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混为一谈，片面追求建设速度，片面强调建设规模，久而久之，必然超出当地的承受能力，其后果可想而知。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根据世界各国城镇化的经验，城镇化一般要经历人口向城镇集中、郊区城镇化、逆城镇化、再城镇化等不同发展阶段。我国目前一方面人口还在向城镇集中，另一方面郊区城镇化正在加速推进，逆城镇化的征兆也开始显现。逆城镇化并不是反城镇化，而是城镇化发展中继郊区城镇化之后的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逆城镇化的典型特征是，城市中心人口为了逃避交通拥堵、污染严重等问题而向远郊乃至乡村流动，乡村生活重新繁荣。逆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是一致的，即在乡村可以享受到城市的生活品质，同时可以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陈再齐 李超海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一方面要继续推动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也需要有生力军。要让精英人才到乡村的舞台上大施拳脚，让农民企业家在农村壮大发展。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镇化、逆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关系的论断，指明了新时期我国城镇化应当着力于双向度共振发展，鲜明地区别于西方国家单向度城市化的发展实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发展贡献给全球城市治理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

单向度的城镇化通过规模和聚集效应促进了城镇发展，同时也造成了乡村发展滞后和衰落

城镇化作为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普遍形态，其大规模发展源于近代的工业革命。通过要素在城市的规模化聚集，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尤其是规模效应通过促进创新，为城市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持续动力。问题在于，在西方不少国家城镇化过程中，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单向度、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空间不断蔓延扩张，城市经济日趋繁荣。然而，城市人口的膨胀，生活环境的恶化，交通拥挤和基础设施老化，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诸如此类的问题，导致“城市病”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农村人口不断被抽离而衰减，劳动力流失，公共服务缺失，陷入低效度发展的恶性循环。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也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接近60%，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城市群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的等级地位不断提升。在此过程中，我国不少农村地区的衰退迹象也很明显，出现了空心化、老龄化和留守儿童等问题。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城镇化和逆城镇化同步推进的双向度城镇化，为城乡同发展共繁荣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

城镇化与逆城镇化的双向度共振，既能破解“城市病”的魔咒，又能激活乡村振兴的动能

双向度的城镇化，从内容上来看，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城镇化，城镇为不同利益主体提供空间和机会，推动生产要素在城镇的合理、高质量地集聚和发展，实现进城农民充分融入城市；二是逆城镇化，乡村振兴跟城镇发展同步共振，广大乡村地区涌现大量受到城镇化影响的农民企业家、职业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力量，为乡村内生发展提供新动能。从运行上来看，包括双重机制：一是共振机制，城镇的发展并不以乡村的衰落为代价，乡村的振兴并不是简单复制城镇发展的模式，而是创新驱动下的同步发展；二是互嵌机制，乡村振兴嵌入城镇发展，城镇发展嵌入全球发展，形成“农村—城镇—全球—城镇—农村”循环嵌入的闭环体系，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和城镇等级的提升，逆城镇化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与共同繁荣。

在双向度的城镇化过程中，要素是自由流动的，农民可以选择进城打工，也可以选择留守农村就地发展。自由流动是双向进行的，既有大量农民选择进入城镇，也有城镇务工人员返乡扎根农村成为职业农民和农民企业家，还有政府、企业对农村地区的精准扶贫和资源投入。双向关系是同步的，城镇吸收和留住进城农民工及农民工家庭，扎根农村地区的职业农民和农民企业家充分调动城乡两类资源促进乡村振兴，不同的要素、不同的群体在城镇化和逆城镇化过程中各得其所。同步发展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包容进城农民，进城农民可以在城镇获得体面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农村留住职业农民、农业企业家、返乡精英，为乡村振兴发展留住了人才、技术和力量，以人为核心的发展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追求为最高目标。

因此，双向度的城镇化，城镇避免了“城市病”的出现，农村人口可以在不同城镇之间、城镇内部之间自由流动和选择。农村实现了内生式发展，各种职业化、专业化的力量和群体扎根农村，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发展动力。进而，通过城镇化和逆城镇化的共振发展，高质量地实现不同类型人群各自在城乡地区共建共治共享。

双向度城镇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贡献给全球城市治理的中国方案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得益于全球化发展，也得益于要素在城镇的大规模聚集和创新，但不可或缺的是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和有效宏观调控。西方国家的城市化建立在自由性质的市场体制基础上，充分激活了市场力量的积极性和有效发挥了有限政府的“软”手段，但也导致了“城市病”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普遍性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致力于同步推动城镇化和逆城镇化，旨在通过促进要素在城镇和农村间的有效配置，实现去“城市病”的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同步共振。

在双向度城镇化理念的引导下，我国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和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政策措施有望不断创新并取得突破，这将为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提供坚实的体制机制保障。伴随着城镇化和逆城镇化的同步共振发展，各种经济要素将在城乡间实现合理高效配置，城乡间发展水平差距将逐步缩小，城乡同发展共繁荣的目标成为现实可能。城镇化和逆城镇化同步共振发展的双向度城镇化是对传统城镇化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贡献给人类发展的又一中国方案。

作者分别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精神文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作者：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