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云鹤院士

潘云鹤院士理论联系实际，分别从智能城市国外状况，三元空间与定义，城市大数据、智能城市的中国机遇等几个方面作了深入浅出的精彩讲解，深刻阐述了中国智能城市的道路特色与本质特征，城市建设、信息、产业、管理的智能化发展，icity的五个层次与推进策略等科学观点，全面解答了我们应建设什么样的城市?如何打造大数据、深入信息化、巧妙运作三元世界等前瞻性问题。

潘云鹤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下一场重大技术变革的风口浪尖，以新制造技术、新能源和智能城市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在塑造未来政经和社会发展趋势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建设“智慧城市”(Smart City)已成为共识。我国的发改委、住建部、工信部、科技部等部委都非常重视“智慧城市”的建设。截至2014年初，已有超过230个城市在“十二五”规划或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设智慧城市。

“智能城市”超越“智慧”概念

潘云鹤指出，“智慧城市”的建设更准确地表述应该是“城市的智能化发展”。智慧城市的概念是由美国IBM公司在2008年提出的，英文为“Smart city”。“smart”一词，本意是机灵的、聪明的，而对应“智慧”一词的英文应该是“wisdom”。通过调研分析，中国很多城市近年来智能化发展的规划与实践，远远比欧美的“Smart city”内涵广阔得多，且是一种深谋远虑的计划。因此，“Smart”一词不妥。我们建议重新定义，提出了“智能城市”的概念，即“Intelligent city”。经过与中央部委、地方政府以及参与课题研究的专家学者大量的交流和座谈，大部分官员和学者对于“智慧城市”的理解已经都向更宽泛的视野聚集。大家认为，“智能城市”的中国定义，已经完全不同于最初的“Smart city”。IBM想做的是smart的IT系统，而我们要建的是智能化的城市。对于带有农村的中国广大城市而言，建设“智能城市”就是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有机融合发展。

“欧美国家已经走过了大规模城市化和工业化时代，已不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中国则同时处于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相融合阶段，需要通过发展产业来引领城镇化的发展。仅从信息化角度解读智慧城市，通过技术和设备层面推进智慧城市建设，难以解决中国城市发展的问题。这个客观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智能城市’在我国的发展将会被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与实践。因此，中国城市的智能化发展路径必然是独特的。”

潘云鹤认为，中国需要构建的是智能发展的城市。使当代传感器技术、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和各种高新技术融入城市的各个系统，形成城市建设、城市经济、城市管理和服务的升级发展。智能城市(iCity，Intelligent City)能够成为我国推动城市又好又快发展的良好抓手。中国的智能城市建设(城镇化+高技术)，将有力地推动21世纪的中国城市和世界发生巨大变化。

潘云鹤建议，各地进行智能城市建设，要从智能城管、智能社管、智能交通等各种智能应用系统入手，针对本市最关键的问题，设计成智能系统，有次序地进行突破和解决，拉动城市的整体智能发展。同时按照icity的五个层次，采取“用、通、深”的推进策略，打通大数据，深入信息化，巧妙运作城市信息、物理、人群社会三元世界。

避免城镇化过程中三大陷阱

“我国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但是按户籍人口计算仅为35%左右，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水平，也低于许多处于同等发展阶段国家的水平。城镇化需要工业化来带动，也会给工业化提供支撑。在未来一段时期，城镇化在我国仍将快速发展。”潘云鹤院士指出“智能城市”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有效手段，在建设过程中应特别注重研究用之于避免城镇化的三个陷阱。

首先是贫民区的问题。巴西、墨西哥等国不少城市都落入了这个陷阱。人进城了，而新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城市房价不相适应，结果出现了棚户区。因此，我们要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要研究好城市建设与人口容量的关系，避免出现贫民区。其次是安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第一个问题衍生出来的，贫民区不是光靠“造房”能解决的，城市居民数量增加，虽有住房，但收入不足以支撑其在该市生活，或一部分人又失去了原有的土地或者工作岗位，且不具备其他生存技能，于是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这种现象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等城市已经出现，并且引起了当地人民的恐慌。第三是污染等城市病的问题，在建设智能城市的过程中，我们要考虑更多的问题，比如交通拥堵问题、空气清洁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水质保护问题等。高新技术和传统技术的集成融合，为寻找问题的源头，为以新的思路通盘考虑城市的规划提供了可能。

潘云鹤特别强调，由于中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与特点不同，建设智能城市的基础与特色不同，针对智能城市评价体系，建议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科学地进行自身纵向比较，不必过于进行横向比较，更不要盲目跟风，迷失城市的发展目标和特色。”

明代《正德蓝釉阴刻云鹤纹束腰花口碗》珍赏辨别

正德美瓷孔雀蓝 束腰花口云鹤翔

明代《正德蓝釉阴刻云鹤纹束腰花口碗》珍赏

正德，明武宗朱厚照年号（公元1506—1521年）。正德朝时期烧造的瓷器，上承成化、弘治之旧制，下启嘉靖之新貌。在造型、品种和纹饰上除全面继承前代传统外，还有许多创新之作，形成了本朝某些独特的风格。

正德瓷器的绘画，多承宣德、成化遗风。古朴浑厚和纤细两种不同的画风，此时皆有所表现。其绘画及装饰技法，仍采用双线勾勒平涂，一笔点划及刻、雕、彩绘、金饰等等。而器形也是多种多样，釉色用彩如青花、斗彩、红彩、孔雀蓝（绿）等皆具，不一而足。

尽管正德年号颁行16年，烧造瓷器无数，然，其遗存并不丰厚，相对前几朝而言，仍属较为少见的明瓷。其中的孔雀蓝瓷器则更少。故今日赏瓷，再将愚帐中所藏一件大明正德年制孔雀蓝碗择出，拍照亮相，遣之于博客公展鉴赏。

首观其型，一眼可识，本品器形为束腰花口碗，口径约为17.6厘米，中大型。其碗型制作规矩端美。但见，其釉翠蓝之色，甚为鲜艳，此乃所谓名贵的“孔雀蓝”釉色无疑。其釉光亮如镜，然又可感温润，玻化程度较高，光照下有五彩宝光绽放，较为抢眼。其釉下呈百圾淬般开片纹，气泡累累而密小。

续察其主纹，可见外壁釉下阴刻线条绘飞鹤、云纹，内壁刻绘大小云纹。可感其线条流畅，翔鹤飘云，生动活灵。其中，外壁下部乃类蕉叶纹装饰衬托，规矩协调，亦可感宣德成弘遗风。其足底露白胎，胎质致密。底部中间蓝釉之上双竖排书写“大明正德年制”款识，楷书书体，书写规矩，用笔有力，凸显庄重规矩，正德官窑款识之本色。

如此这般，无需多言，此“孔雀蓝釉阴刻云鹤纹束腰花口碗”可谓正德美瓷，官窑精品，开门可靠。目前而言，正德孔雀蓝瓷器遗存不丰，见之甚少，得之不易，乃属明代珍贵瓷器之一。检索可知故宫博物院藏有署正德官窑款的孔雀绿（蓝）青花鱼藻纹盘，其余报道凤毛麟角，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尽管如此，偌大民间，仍有所藏，这也是不争之事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