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既是表现城市的透镜，又是建设城市的载体，景观取代建筑成为当今城市的基本要素。”这段由景观都市主义的创造者，查尔斯·沃德海姆(Charles Waldheim)给出的景观都市主义的核心思想至少包含两层含义：首先，以景观作为视角能更好地理解和表述当今城市的发展与演变过程，更好地协调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其次，景观作为载体介入城市的结构，成为重新组织城市发展的重要手段。

2.1 景观视角

为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建筑师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在试图寻找建筑的动态特质。他们采用各种方法来探索建筑连续的可变性、不确定性和暂时性，甚至不惜将外在的“运动性”强加于建筑之上，以求随外力的变化而变化（图2）。然而这些在建筑物静态载体之外的力量影响下所产生的“运动性”只不过是一种幻觉，毕竟不是建筑形体本身。此外建筑师还用程序化的横向规划和事件空间等手法，试图将不确定性和暂时性引入到建筑形体之中，同样这些只是建筑的使用特性而不是建筑本性。相反，景观却能为城市发展提供一个高度结构化且具有层叠性（多功能性）、无等级性（开放性、无中心、可蔓延）、弹性（可塑性）和不确定性（暂时性）的模式。

2.1.1 城市也是生态体系

“城市和基础设施正如森林和河流一样生态”。景观都市主义应用生态学和自然过程的知识来阐述复杂的城市化过程。詹姆斯·科纳(James Corner)指出：地球上的所有因子都存在于相互依存和互动的生态系统之中，它们瞬息万变且充满暂时性；同时系统中各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无法用线型的、机械的等级式模型全面解释；其次个体因子在广泛范围内的活动能起到累积和叠加作用，从而逐步改变一个环境的形态。因此城市不会定格在某一特定阶段，而是存在于全方位的动态过程之中，任何一种空间形态都是暂时的。那些最初被误认为随意、凌乱、互不相干或难以理解的情形也许正包含了一个特殊几何形体或空间上的秩序。景观都市主义正是以这种新的生态和技术为支撑的城市设计理论。

2.1.2 城市化是一种历时过程

当今城市的资源分配、市场化、全球化、环境等问题对城市发展格局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城市自身形式的影响，并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建筑的形式、空间形态和功能组织。现代主义有关新的物体结构形式能够产生新的城市形态的说法已被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归其原因，就是它要把动态的城市过程强行地放在一个固定而僵硬的空间结构和功能分区之中，而这种结构和功能分区既不能“汇”(Facilitates)也不能“编”(Organizes)穿越其间动态的事件与过程。

相反，景观都市主义认为城市化是一种“历时过程”（Processes Over Time），城市形态的形成是长时间演化的结果，因此影响城市发展的重点不是城市的空间形态或表面特征，而是动态的“过程”——事物是如何在时空中运作的。景观都市主义这种“历时过程”的理论更接近当今复杂而多变的城市特征，并与城市化进程相吻合，从而能更真实地描述城市的发展与演变过程。正如斯坦·艾伦(Stan A11en)所说：“景观不仅是当今城市化的模式，更是一个能够很好地体现城市化过程的模式。”

2.2 景观载体

在景观都市主义理论体系中，景观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极大扩充和发展，它不仅仅是审美的表象，而是城市多功能的载体，并以加厚的地面、可再生的景观基础设施和城市发展的战略框架形式介入城市结构。

2.2.1 加厚的地面

城市是由自然力在地表作用加剧“隆起”而形成，是自然过程的混凝土表现形式。景观都市主义把大地上所有存在的物体（自然的或人造的）及其状态和空间的视觉总和阅读为延续蔓延的景观。这里景观不仅仅是绿色的景物或自然空间，更是连续的地表结构，一种“加厚的地面 (Thickened Ground) ”。作为一种能行使功能的层叠式结构，“加厚的地面”能够“汇”、“编”穿越其间动态的事件与过程，并能最大限度为它们提供联络、互动、交换、聚散、混合和相互融入的可能性，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种整体景观形态：

2.2.1.1 多维空间形态整合

“首先，（城市设计）的重点应按照连续的景观形态来设计，而不是（强调）孤立的建筑形式；其次，迫切需要将一些超大型的公共设施，如购物中心、停车场、办公园区转变成景观形态” 。作为对建筑理论及历史学家肯尼斯·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的响应，地形学派（Typologies）建筑师的代表，英国外国建筑师事务(FOA)在2007年完成的55000 m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Meydan商业中心，就是建筑与场域整体景观形态整合较为成功的一个案例。从三维立体多层面的视角出发，由于充分强调利用地形地貌等城市自然形态，该项目中的建筑物的形体不再突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与周边城市地表相联系的延续的公共空间。游人不仅可以经中心广场便捷地去向地下停车场、地上商店甚至屋顶花园；同时，由于建筑屋顶多处与周边的街道相连，游人还可以通过屋顶的步道走向城市的四面八方。Meydan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业广场，因为它提供游人的不仅是购物体验，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中转站（Exchange Hub）。这里“加厚的地面”所代表的是一个整合了购物、娱乐、休闲，甚至交通功能的多维系统复合叠加的景观场域，不仅节约了土地，更充分体现了“地方感”和“场所精神”（图 3）。

2.2.1.2 多层面、立体化的城市空间体系

随着城市的发展与城市中心用地的短缺，多层面空间立体化设计必将成为未来发展方向，并将促成传统城市由水平式横向发展向立体化发展的转变：即地表空间、地上空间、地下空间的综合开发利用及多层面道路交通系统等。为此，“加厚的地面”所代表的整体景观形态整合模式为解决由于人口和功能的高度集聚而产生的交通问题及对公共空间的大量需求，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法。库哈斯和他的OMA团队2004年完成的巴黎市中心（Les Halles）集市改造工程竞赛，就是这方面颇有代表性的案例。正如冰山并非自上而下堆积形成，而是由水下的冰块拱出水面而形成的那样，库哈斯希望地下商业建筑也能够拱出地面。在地面上兴建花园，而它同时又为地下的商业中心服务，通过基础设施，如走道、出入口等将花园延伸到地下，这样就使得地面的花园和地下的商业区之间形成很好的联系（图4）。这个设计的整体思路就是景观必须介入城市的结构，从整体和系统的角度统筹安排各种功能设施，强调开发项目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环境的协调性，通过要把地上的和地下的、园林的和建筑的、历史的和现代的等各种层面上的元素叠加在一起，综合形成一个整体性的景观形态（图5）。

为保证“中国式密度”的发展模式，城市三维多层面空间立体化的景观形态同样是中国城市结构形态发展的大趋势。由英国Groundlab中标的11.8 km深圳龙岗中心城市设计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从龙岗大桥到龙岗广场，通过地下空间开发与河道规划相结合，向我们展示一个包含公共活动，地下出入口以及CBD停车设施在内的交通系统和层叠式的城市公共领域，一个连续而完整的“加厚的地面”（图6）。

由此可见，景观作为一种能容纳和安排各种复杂城市活动的组织结构既是自然过程，又是人文过程的载体，并能为两者提供相互融入和交换的界面。正如澳大利亚景观设计师Richard Weller 所言：“景观本身就是一种载体，所有生态交替都要从它上面穿过，它是基础设施的未来。”

2.2.2 景观基础设施

一谈到基础设施，人们很容易想到的就是市政基础设施，即灰色基础设施（Grey Infrastructure），传统意义上它被定义为“由道路、桥梁、铁路以及其它确保工业化经济正常运作所必须的公共设施所组成的网络”（图7）。通常这些基础设施多为专项投资且数额巨大（报道称，2009年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资了2万亿元，较2008年增长了80%）。然而，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一个普遍现象却是基础设施在满足高标准的技术要求的同时，正变得越来越标准化。它们往往是单一功能的设计（以工程化的设计来保证这些系统在特定时间内可以最高效地完成某个单一目的）：如道路都是单一功能导向的为机器 — 汽车在设计；河道则以防洪为单一目的，被裁弯取直和渠化。人们仅仅考虑它们技术方面的要求，忽略了城市基础设施还应具有的社会、审美及生态方面的功能，这种单一效益的思维和操作方法严重影响了基础设施对城市生活的整体贡献。

近些年来，欧美许多国家经过对城市重新审视后发现，基础设施是一种能够对城市建设产生积极影响，却未被充分开发的资源。它应该象传统的公园和广场一样具有公共空间的特征。为此我们需要改变当下以专项工程、单一功能的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公路、桥梁、下水道、水管线路、通讯电缆及其它必要的“灰色基础设施”与生态廊道、绿色通道、河道网络，以及公园绿地等属于“生态基础设施”领域对象的协同整合和统筹建设，形成一种更有效、更经济和更具持续性的优化状态 — 景观基础设施。这样的基础设施不再只满足于现代主义的简化原则，而是表达出一种更高层次的综合性和复杂性，更多元地接近当代社会和环境的多样化，从而用最少的用地达到最大的社会经济需求和生态系统服务的要求。在景观都市主义的体系中，基础设施不再是一个高性能平庸的城市机器，而是一种能使钢筋混凝土的城市自由呼吸，一个有生命的多功能的人造有机体系（图8、9）。

2.2.3 城市发展的战略框架

景观都市主义用多功能的景观基础设施系统和网络作为城市形态生成、发展和演变的基本战略框架。库哈斯是运用此策略的第一位建筑师。1987年OMA团队在法国小镇Melun-Senart竞赛作品中，首次展示了城市发展策略由建筑向景观转移的过程。该项目颠覆了传统城市规划中物体与地面、建筑与开放空间的关系，设计师的注意力不再是在规划和安排建筑上，而是在布置 “空”（非建设用地）地上。一个中国元素的介入成为本次设计的出发点：从平面上看，整个设计框架如同中国书法，而框架之间的“空”地被作为“岛屿”（斑块）（图10）。同时这个框架不是设计师的凭空想象，而是来自于对基地现状、动植物的栖息地、历史遗迹、生态廊道、现有基础设施以及新的规划项目的认真调查研究后得出的（图11）。这种群岛模式确保了每个岛的自主与完整性，只要未来这个“空”的框架被维持和保留，人们就可以在岛上安排任何项目。因此，来自政治、文化、财政方面的不确定性对未来城市建设的压力将会被这个极具弹性的框架和其间的“空”地所缓解。

从这个案例不难看出，景观基础设施网络为城市形态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基底。这种可塑性的弹性体系取代了现代主义刚性的形式与结构，成为一种组织城市空间形态的新途径。通过为今后土地使用预备景观基础设施的网络，可以用来满足未来城市发展多样的可能性和灵活性的要求。

2.3 景观-城市

库哈斯在描述他眼中的美国亚特兰大时这样写道：“亚特兰大不具有传统城市的特征，它密度不高，而且分散，人口也不多，是由一些小块区域和超级组团组合而成。它给人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植被和基础设施：森林与道路。亚特兰大不是一座城市，它是一种景观” 。

库哈斯所说的这种景观化的城市形态是城市发展的第三种模式。回顾城市的发展历史，第一种模式出现在新石器的农业时代，其形式是狭小的格局，城市中心的周边被防御设施所包围；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核状的限制性结构被打破，城市由中心向外扩散，取而代之的是较为宽松的第二种模式，这种城市模式强调几何形体，如用方格网、轴线以及放射线来组织城市网络。然而随着城市无休止地向外蔓延，这样的城市模式必然会带来中心与边缘、市区与郊区、内部与外部的差别与矛盾。城市发展的第三种形式是后工业时代的有机模式，一个更开放、紧凑、小规模的社区组成的多中心城市。塞德里克·普赖斯(Cedric Price)用蛋的三种做法（煮、煎、炒）来形容上述三种城市模式（图 12）。景观化的城市是由第三种被形容为炒蛋的城市模式发展而来：原本在中心的蛋黄被分散到周边，这些相对独立单元（居住、办公、商业、休闲等服务实施）可以被看成生态组团（斑块），通过景观基础设施（廊道）的连接，彼此形成一个大公园（图 13）。这里“公园”不仅仅意味着休闲，而是在更广泛的层面被理解为能行使城市功能的“公园”，即景观化的城市（City = Park）。这种基于生态规划原理，“有厚度的、由积聚的斑块和层叠的系统构成的有生命的” 场域状态就是景观城市(Scapecity)。

或许是受到意大利颇具远见的建筑师安德里亚·布兰兹（Andrea Branzi）以农业为载体的“弱城市化”（Weak Urbanization）的影响；或许是对19世纪末霍华德“田园城市”的怀念，由国际知名公司Aurp规划的80 km廊坊万庄，就是以丰产景观为载体的农业生态城。除了具有生态城市诸多功能之外，从城市形态上它充分体现了库哈斯有关城市与乡村、人工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消除而形成无边界城市，所谓城乡一体化的无界限景观 ，以及霍华德有关为农业生产储备大量的土地资源，就近种植农产品供应周边城市和社区的“田园城市”的形式与格局（图 14、15）。同时，通过应用多维协同整合的景观基础设施作为城市形态生成和演变的基本框架（图 16），为城市发展提供了一个能够将城市功能与基础设施相结合的层叠而开放的网络格局，并以此形成自然生态体系与地域文化融为一体的地域景观。因此廊坊万庄这座景观城市不仅是对霍华德“田园城市”的传承，更是它的现代升级版（图 17）。

城市发展不是建筑的放大或道路的延伸。在当今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尺度和速度进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已被证明是浪费的、仓促的和缺乏可塑性和适应性的。当城市被阅读为一种以景观为载体的生态体系；而景观基础设施成为城市发展的框架，这就为我们系统地理解和规划处于动态过程中的城市提供了新的模式。从单一转向多元；从个体转向场域；从至上而下（Top Down）转向自下而上（Bottom Up /反规划？）；从个封闭的形式转向开放的网络，从城市与自然互为二元的对立面转向“人工中孕育着自然”（城市化的景观）和“自然中蕴含着人工”（景观化的城市）的复合型城市形态，景观城市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打开了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

《设计观点》作者祝帅是一位学术素养全面的青年学者和批评家，他在广告学与设计理论研究领域发表了很多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他的批评文字敏锐而犀利，常常卓有见地，发人深省。《设计观点》收录的就是他在设计理论研究领域的论文，共计35篇，分成5个部分，包括：设计有道理，创意不萧条，去看设计展，我要学设计，年度部落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