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生活“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特征渐渐形成了一种求真务实的群体趋向。农人在农耕活动中认识到“利无幸至，力不虚掷”的真理。这种农人的务实之风也感染了文化人，于是“大人不华，君子务实”便成为贤哲们一向倡导的精神。正是这种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发展形成了实用、理性而不太注重纯科学玄想的特征。“重实际而轻玄想”的另一种表现在于对待宗教的态度上。自周秦以后2000余年，基本上没有陷入全民族的宗教迷狂，实用理性逐渐成为根深蒂固的民族精神。

这种实用理性的务实精神，在建筑上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是注重结构逻辑的真实性，很少刻意地附加装饰。

中国古典建筑是建立在一套完备的木框架结构的技术体系之上的，一直十分注重结构逻辑的真实性的表达与传递。从椽、檩、梁、柱到基础的结构力学传承，关系非常清楚。不仅如此，有些看似装饰物的构件，也有其结构方面的原始需求。如雀替，似乎是为了解决立面构图问题而发展的，但是本身也是出于一种构造上的需要演化而来的。又如室内装修的“彻上露明造”。为了避免屋顶构架的木材朽坏，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们处在一个干燥通风的环境之中。因此，很多时候不在室内另作天花，而是让构造完全暴露出来，对各个构件作适当的装饰处理，就形成了“彻上露明造”。

在中国古典建筑中，纯粹装饰的构件是很少的。构件一般是在充分反映用途和构造的情况下，加以有节制的装饰完成的。适用则可，绝不无谓添加。

其二是以人体尺度为出发点，不求高大永恒。

中国古典建筑体系一直坚持着有节制的人本主义建造原则。无论什么类型的建筑，都很少建像西方教堂那样超尺度的东西。中国建筑的庞大，是通过小尺度单位的“院”不断有规律地衍生而产生的。不论建筑群多么庞大，人在其中活动，所感受到的永远是与人相亲和的尺度。这种设计取向，正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实用理性思想居于统治地位的特点，迥异于西方在神学迷狂之下所追求的超尺度。

在审美方面，中国建筑给人设定的路径决定了人在其中是以一个个院落为中心对建筑进行审视的。故而在建筑设计中，匠师们仅就院中视野所及进行仔细推敲，而对目光不及的侧面则彻底不管，任其质朴平淡，从而形成了立面构图的“场景式”特征。步移景异，则是以面为单位在变，而不是如西方的以体为单位进行。这种“二维”审美特点，是真切认识古建设计的一把钥匙，可以纠正长期以来以西方审美观点来判定中国建筑的误区。

“中庸”是中国人的基本精神之一。“中为适应之谓，庸为经久不渝之意”，“中庸”即适用而经久不渝。这一点实际是与“恒久意识”相通的，进而演绎为不偏不倚、允当适度之意。 在人格思想上并不注重强烈的自我表现，而是追求执两端而用中的温顺谦和的君子之风。所谓“君子讷讷于言”。

施之于建筑，则表现为不求外显而求内涵的特点。可以认为，君子之建筑亦是“讷之于言”的。中国建筑往往把精华和高潮放到最里面，放到最后面，而前面则只是朴质的墙。庭院深深深几许，精彩之处全在这一层层的化解之中。农耕文化内向型的特征决定了中国古建必然要选择这种重感悟、重内涵的建筑布局方式。

中华民族以农业社会形态经历了氏族制度解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血缘纽带解体的不充分决定了后世大量地保留了由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特征。主要由血缘家族组合而成的农业乡村最终形成了中国千年不衰的宗法制度。

注重血脉相承的纯正性以及长幼尊卑的秩序伦常，成为维系宗法制度的必不可分的东西。“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成为一种沿袭久远的传统观念。在中国，宗法制度兼备政治权力统治和血亲道德制约的双重功能。虽然历经动乱，社会经济形态、国家政权形式多有变迁，但构成中国社会基础的始终是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性组织——家族。

“家”在中国古代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是一致的，国是大的家，家是小的国，具有“家国同构”的特征。

在这样一种社会特征之下，一切思考便均是由“家”开始的。家，是社会思考的基本单位。这一点，在建筑上有着深刻的反映。

以家为起点的特征，导致中国古代建筑以“住宅”为发展原型的特征。

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有明显的特点表明一切建筑形制均是由住宅发展而来，一切均以住宅概念为原型。西方的教堂不宜作为住宅，中国的住宅却可以改作佛寺，官衙是官员的住宅，佛寺是佛的住宅，皇宫是皇帝的住宅，至于商店也是“前店后居”、是商人的住宅。总之，似乎没有一种类型的房屋是完全和居住无关的，而且，任何一类建筑似乎都是由住宅发展而来的。

在古代，住宅和房屋之间的含义是没有分别的。最早的时候称为“宫室”，后来叫作“居处”。居处就是生活起居，以至于包括一切户内工作的地方。在这个总概念之下，似乎无须再作什么房屋种类的详细划分。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建筑体系是一套深受农耕意识影响、与宗法社会相谐调的体系，它在设计意念上是以“家”为思维起点，以住宅为原型而不断衍生的产物。

古代世界的建筑因着文化背景的不同，曾经有过大约七个独立体系，其中有的或早已中断，或流传不广，成就和影响也就相对有限，如古埃及、古代西亚、古代印度和古代美洲建筑等，只有中国建筑、欧洲建筑、伊斯兰建筑被认为是世界三大建筑体系，又以中国建筑和欧洲建筑延续时代最长，流域最广，成就也就更为辉煌。

中国建筑以中国文化为中心，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完整保持了体系的基本性格。原始社会至汉代是中国古建筑体系的形成时期。在原始社会早期，原始人群曾利用天然崖洞作为居住处所，或构木为巢。到了原始社会晚期，在北方，我们的祖先在利用黄土层为壁体的土穴上，用木架和草泥建造简单的穴居或浅穴居，以后逐步发展到地面上。南方出现了干栏式木构建筑。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在商代，已经有了较成熟的夯土技术，建造了规模相当大的宫室和陵墓。西周及春秋时期，统治阶级营造很多以宫市为中心的城市。原来简单的木构架，经商周以来的不断改进，已成为中国建筑的主要结构方式。瓦的出现与使用，解决了屋顶防水问题，是中国古建筑的一个重要进步。

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无论是精英文化的诸子百家还是作为民俗文化的民间信仰和风俗，大多可以归纳到“以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的农业文明的范畴之中。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系列基本性格，其根源都深植于这样一种经济生活当中。

这种农耕文化以其深刻的影响力，无孔不入地左右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建筑，尤其是官式建筑，作为社会文化的载体，在许多方面表露出与之相应的特征。

农业社会人们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缺乏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因而社会运行缓慢，大体呈静定状态。这样的环境便易于滋生永恒意识，认为世界是悠久的、静定的。好常恶变，反映在精英文化中，则是一种求“久”的观念，《易传》中所谓“可久可大”，《老子》中所追求的“天长地久”，“深根固蒂，长生久视”。董仲舒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反映在民间则是对器具追求“经久耐用”，对统治方式希望稳定守常，对家族祈求延绵永久。

反观建筑，恒久观则导致“守常”意识的产生，如以不变应万变、世界在改变而我心以不变待之等心理。在中国传统的设计思想上，对一切的房屋、车、服、礼器等的制作都是采用一种灵活性很大的通用式设计，预计到使用情况有了变化时也可以同样应用。传统的中国式房屋设计原则就采用“通用式”设计思想，“房屋就是房屋”，不管什么用途都希望合乎使用。经久耐用和广泛适应性便成为其追求的目标。

与恒久观相辅相成，变易观念在中国也源远流长，并形成“寓变易于保守之中”的特点。历代革新，无不是托古改制，一直走“复古以变今”的思路。这正是农耕经济养育的中华文化在古与今、常与变的问题上的独特表现。

建筑则一方面推行灵活多变的“通用”设计原则，另一方面则渐渐形成成熟的“标准化”建造方式。中国传统建筑体系的框架结构和标准化则满足了这种恒久与变异的社会心理的要求。空间与序列的丰富多彩最终落实到平实而定型的标准化框架之中，成为一种得心应手的方式。

再深一层次，以不变应万变之心理，在对待事物上，则须有深刻的反观内省的能力，于是在中国对“参悟”情有独钟。注重感受、注重点拨与觉悟的思想，可以说贯穿于古代建筑的每一个层次。例如，中国建筑不注重外表直观的形象，而注重人在其中的序列安排。随着道路穿过一道道大门，便会有一个个院落，使人一次次豁然开朗。建筑序列犹如一轴长卷，且走且思， 道不尽则思不尽，一直达到高潮有豁然醒悟之感。这一点在园林设计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古典建筑在重领悟、重层次、重气氛等方面极下功夫， 反倒对单座建筑淡然处之。古人对感受与领悟的追求，远远超过了对于建筑物本身的注视。

建筑以恒久的构件和不变的院落，通过无限“衍生”便能演绎出无穷的变化，从而形成了中国古建群体独有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