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原因，分析来说:第一，急功近利的思想在做怪。在经济发展为政绩的指挥棒下，贫困地区的官员在政绩方面有着"先天的不足"，只能砸钱建造政绩工程。人气旺了、场面大了、气氛热了，轰动效应也就有了。虽然说不是什么显著的政绩，但总算有机会让外界知道自己的"魄力"，说不准也是自己今后仕途的"政治资本"。第二，财政支出透明度不够，监督不力。贫困县敢如此一掷"万金"去追星，究其原因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财政支出的透明度不够，监督不力。定襄县是山西省少有的资源匮乏县之一，是吃饭财政。新县长上任，在财政拮据情况下，可以说一而再，再而三，三还四地花巨资追星。为什么能得逞?财政支出的监管机制到哪里去了?首先，就是缺失外部监督。公共财政虽然是全民所有，但全体共同掌控显然不现实，这就导致"买单"的纳税人和"收益"的某些官员相分离，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责任主体"缺位"，官员随意支配公共财政的状况。另外，对行政成本考核不够重视、政府公共资源的配置过程缺乏公众的参与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一些地方政府出现不计成本的行政方式。 第三，监督、处罚机制的缺失。可以说，那么多贫困县"壮举"披露于报端，即使惹得全国人人皆知，即使弄得当地百姓人人反对，至今在报端没有那位官员为此丢官，更没有人被追究其渎职罪。这样的机制下，可想而知贫困县花巨资邀请明星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是否有实际意义，是否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等等，这些问题有哪个官员还会在乎。没有约束的权力下"领导追星，百姓揪心"的事屡禁不止也就不足为奇了!

自古以来，为官一方的人都希望能取得"政绩"，获得好名声。但是，当"政绩"被添加上"工程"后，性质却发生了变化。一提起"政绩工程"，人们总是自然而然地把它与"形式主义"、"劳民伤财"、"捞取政治资本"等否定性的评价联系在一起。

尽管"政绩工程"由"政绩"派生而来，但"政绩"与"政绩工程"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政绩工程"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政绩"在内涵和指向上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政绩"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实际成效。而"政绩工程"，则是在政绩里掺进了个人的虚荣心和政治的功利性成分，甚至被一些人当成邀功升迁的"垫脚砖"，也就是所谓的"形象工程"。在老百姓眼里，"政绩工程"就是急功近利、贪图虚名的代名词。因此，何为"政绩"、何为"政绩工程"，对于广大干部来说，是该好好思考一下，千万别把"政绩工程"当作"政绩"，或用"政绩工程"代替"政绩"。

否定"政绩工程"，并不是说不要政绩，恰恰相反，它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更要把为老百姓办实事放在第一位。由于怕被老百姓说成是搞"政绩工程"，现在有些领导干部不敢谈政绩，不愿谈政绩，甚至不想抓政绩。有人甚至担心，否定"政绩工程"会影响干部干工作的积极性。这种担心其实是误解了人们对"政绩工程"的批评。

第一，老百姓反对的是"政绩工程"，而不是"政绩"。评价干部，就是秤杆子上见高低，以实绩论英雄。老百姓对为民造福、干出政绩的干部从来是给予肯定和支持的。第二，由于历史的和现行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在推进发展的过程中，个别地方官员不能很好地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以及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一些官员仍然存在急功近利、片面追求政绩、不顾实际搞"政绩工程"的心理倾向，还在那里策划、追求、实施政绩工程。"政绩工程"的负面作用，远远大于它的正面影响。没有必要担心批评"政绩工程"，会影响所谓官员追求政绩的积极性。

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不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不按经济规律办事，老是违背老百姓的意愿，推出大起大哄、大起大落、顾此失彼的举措，就不可能取得真正实在的政绩。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与正确的政绩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也就不能真正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

所以，我们在评价干部的能力和工作绩效时，不仅要用经济指标来衡量，还要用教育、文化、环保以及社会发展等其它相关指标来衡量;不仅要关注"硬件"政绩，也要重视"软件"政绩;不仅要分析结果，老百姓到底得到了什么实惠，也要审视过程，是通过什么途径取得成绩的;不仅要看与当地经济、社会事业整体发展的关系，也要看与整个国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不仅要听取上级部门或领导对其的评价，更要注重审计、纪律等监督部门和当地老百姓对其的评价。只有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政绩，才是真正的政绩。对这样的政绩，老百姓举双手赞成。(袁志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