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思班建筑师事务所 马清运
库哈斯问：过去百年的现代化进程，是否已经消解了民族建筑之间的差异性，让趋同的“普通城市”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复制品?
姜珺答：中国院宅体系的“家国天下”和园林体系的“藏显通变”，就是中国古人讲求的立万事法。
马清运说：不妨换个角度看看过去百年农村的发展情况，切切实实地做一些实践。
今年的第十四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总策展人、荷兰建筑大师库哈斯以“吸收现代性：1914-2014”向各国家馆抛出了回顾现代建筑史、寻找基本法则的问题，中国馆的策展人姜珺以“山外山”的传统中国建筑模式予以回应，不过中国馆的另一个项目——由建筑师马清运、设计师章寿品和中航里城共同策划的“C.A.N灿计划”则另辟蹊径，以中国农业最近百年的历史、着眼城镇化过程中对未来农村发展的可能性。C.A.N.(灿计划)，代表“文化”(Culture)、“农业”(Agriculture)和“自然”(Nature)。10月10日，马清运带着“灿计划”从威尼斯回家，在陕西蓝田的玉川酒庄分享其用建筑语言表述并介入农村问题的经验与实践。
真文物和现代建筑直接碰撞
“我绝对不会仅仅为了展览而画图，建筑是一定要能被做出来的。”如果说这届双年展的最大不同在于抛出问题，那么“灿计划”的特别则在于用实践来回应。我们走访位于重庆东北部两江新区的中航云会所(以下简称云会)，这是“灿计划”在双年展上展示的两个主要项目之一。
进门后即是一篇开阔的空间，高墙围拢起了封闭的空间，狭长石板小道两边各是一片开阔的水域，平静水面映衬着灰墙和蓝天，又仿佛将空间无限延伸。穿过这片“水院”，便是古朴的民居风格，一座典型的徽派双面戏台完整坐落其中，全木质结构以榫卯衔接，质朴的风俗木刻画清晰可见。继续前行，视野又一下子开阔起来，这个被命名为“竹院”的空间以单排的竹子点缀，最巧妙的是在灰墙低处有一条玻璃带，视线通透。沿着一条长阶拾级而上，进入建筑主体，这是一座原本位于古徽州地区浮梁府的知府家宅，雕梁画柱犹在、石刻匾额尚存，与现代的内装竟然奇异地融为一体。
为什么选择徽派?中航里城的执行董事肖楠介绍说，徽派建筑的特点是内敛，外部空间单纯而内部复杂，大多由当地儒商归乡后所建，既具有理学严谨的气质，又符合留守妇孺居住和审美的需求，在他看来这是中国民居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徽派建筑这种内外有别的逻辑使其简化了与现代建筑语言结合的过程，“你不需要拆毁什么，只需要置换或直接将冲突很大的两者放在一起，自然会产生差异的张力。而且，将真文物与现代相结合，这已是一种国际上普遍的手法和审美取向。”更有意思的是，这两座搬运自江西浮梁的徽派老宅，一栋为公共戏台，另一栋为私人住宅，设计师用现代的建筑材料、自由的轴线变换和传统的院落结合形式，完成了从公到私的空间过渡，而高差起落的设计也遵循了重庆当地的地貌特征。
建筑师返乡梳理农村问题
马清运曾对普利兹克奖的评审团说，要读懂我的建筑，一定要去蓝田。在他故乡的土地上，中国早期的猿人“蓝田人”和中国最优质的玉石“蓝田玉”都赫赫有名，现在，更让马清运自豪的是他自2000年起在这里开发的玉川酒庄。谈及为何会开办酒庄，他说，除了自己爱喝酒外，更多的是作为建筑师对景观的敏锐。“世界上每一种地景有一种做事的规矩，我曾经走访过欧洲所有的酒区，回到玉川看到这儿沟壑绵延的地貌和所有出好红酒的地方一模一样，就觉得应该种葡萄。” 五年才有一片葡萄地，三年可得一瓶葡萄酒，肖楠这样评价，“至少要八年开始卖第一瓶酒，况且五十年的葡萄酒才能评为一类酒，八十年才可成为收藏级别的，可见马老师不是闹着玩的。他把城市和乡村做了最结实的链接。”现在玉川葡萄酒厂拥有葡萄园300亩，年产量10万瓶，包括黑比诺、梅尔诺、赤霞珠、品丽珠四种红葡萄品种，以及常相思和霞多丽两种白葡萄品种。之前更多被叫做“马老师”的马清运现在又多了一重身份——“马庄主”。
从在蓝田为父亲造了一所房子，到经营酒庄，马清运说这些年和农村人打交道的经历，足够出一本书了。曾经，他在老家院子门前种了一排树，隔天起床一看，树少了一半，他在村子里晃悠，发现树都被左邻右舍挖走搬到自家院里。第二天再种，亦复如是。“农村的人觉得吧，树就该是零零散散的，你放成一排，一定是给人拿的。包括我在家接电线，也常常会被邻里剪掉给自己接上。这些村里的文化很有意思，因为资源有限，恰到自足，所以谁多有一些都会被迅速拉到一个平均值。所以我说的这些故事，还引发了一个以后新农村的问题，与开放度和内外交互资源有关。”
现在玉川共有三个村子共300多户人家，与葡萄产业直接挂钩的有五六十户人。马清运觉得首先是创造一种生存方式，然后在此生存方式下建立一种生活风格，在这种生活风格中再寻找最合适的建造方式。所以，在玉川酒庄的项目中，设计师马清运没有标榜某一栋实在的建筑，而将空间交由新的产业和生活。
从重庆云会到玉川酒庄，章寿品觉得基本点都是关注农村。“从不同的建筑学角度切入农村，解决农村的机制问题，再用不同的方式重新梳理。”肖楠则认为玉川是更为深入的，因为重庆云会的实践仍然延续了一种用都市取而代之的形式，菜地、山貌等自然景观都还在，但是扎根于此的人都被迁走了。而玉川酒庄是创造了一种模式，农业仍旧为农业，但是农业转向为经济价值更高的葡萄酒生产基地，农民可以向产业工人转化，同时带来了关于酒与葡萄庄园的文化附加值。“我们注重的不只是所谓的自然资源，而一定要和人的生活休戚相关。从农业到产业到文化，我们看到了结合的可能性。”
灿计划要“踮着脚尖进农村”
在今年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C.A.N灿计划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延续中国馆的文献研究方式，用卡片呈现过去100年中国农业文明的重要节点;第二部分以挂甲峪作为中国典型农村案例展开研究;第三部分则重点介绍灿计划14年来的实践成果，其中就包含玉川项目，中航云会则作为都市主义代表作了单独表达;第四部分为集大成的书籍《C.A.N. -A Project of Agri- urbanism》，特别包括了马清运以草图方式对罗马和玉川进行的比较，并重新定义了农村。
中国馆策展人姜珺说，“中国馆回应的是基本法则这个抽象的问题，老马(马清运)的这个计划对应的是“生长收藏”中的第二板块——“长”。他曾经在深圳双年展上提出过一个城市再生的话题，指出城市应该向农村学习，人类活动取法自然。在寻找展览的合作伙伴时，我们没有很具体地寻求农业为主的项目，但老马的“灿计划”与我们的概念很一致。现场以研究和农产品实践的展示为主，特别是出版物，做的非常好。”
马清运认为，过去百年的历史发展有两个来势汹汹的巨大变化是让建筑师们措手不及的，一是电脑技术的发展，二是国际化的趋势。如果说库哈斯警觉地意识到这些变化让城市多样性趋于消亡，希望回归建筑原初的地域性，那么马清运则更关注文明与自然史如何被推向对立的两极。特别是在飞速发展的中国，这一趋势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更为显著，他的策略是引入第三方角色——农业(包含农业经济型态)作为调节、统合文明与自然的催化剂。所以，C.A.N.(Culture, Agriculture and Nature)着眼于自然的美好与人的善意，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壮志雄心和美好前程。“在英语里，CAN有信心、承担的意义，又同中文字灿同音，可见这个事儿，还是做得成的。”马清运说。
“灿计划”的实践即是由建筑植入对当地的人口排布做重新的梳理，建筑师只做基础设施的排布，却预留出了更多自由的空间，所以马清运说，“恰是农村空间可以带来创造的意义。”而肖楠也表示，对老宅的运用只是一种方式，更重要的是新经济与农村的牢固连接以及与社会的深入联系。
中国的农村问题，像是鲜美河豚，虽知问题重重，却让人忍不住前赴后继地尝鲜。关于土地改革、资金源头组织、城乡规划等等，越来越多的建筑师涌入这个热话题中，在马清运看来，这是很危险的。“我曾经参加过一次农村规划的评标，当时一看就傻了，所有的规划师仍然在画地图。我就觉得刚刚把城市毁掉的人又开始毁农村了。”虽然有大野心，但是他也并不期待酒庄的生产管理模式大规模复制，“不能穿着靴子大步流星地踩进农村，这一定是有害的，应该踮着脚尖轻轻进农村。”
这位已经有六七年没有参加任何展览的建筑师，也许将借着此次威尼斯的机会重回国际舞台，参与到下届威尼斯双年展总策展人的竞选。马清运说，库哈斯今年意图将建筑回到地域与构建的基础，但这也仍然是将建筑作为完整独立的职业和知识体系。“如果是我来策展双年展，就要再回去，回到农民工的手艺阶段，那是存在于所有形式语言之前的。”
“如果后年看到威尼斯的主题是“灿”，大家可不要感到惊奇。”马清运说。
不过，即使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相得益彰，徽州建筑扎根渝州不免让人质疑，脱离了一方水土的老宅是否仅仅成为一种传统的符号呢?对此，中航的建筑师朱建平回答说，“原址保护自然是最好的，不过以现阶段的情况来看这只可能是一种幻想。”位于江西浮梁的这两座老宅，虽相距有一段距离，但是当古建考察队到达的时候，两处都已人去楼空，或半塌在土中，“在这种情况下，异地保护是最好的方式，主要是唤起大家的意识。我觉得传播是实实在在的，当人们看到被保护起来并投入使用的这两栋老宅时，会形成一种合力。”朱建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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