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主席将在峰会上发出‘中国声音’。”杨富强表示，胡锦涛可能将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提出比较完整的、包含定量方案的措施。 据彭博社报道，华盛顿相关科学家联盟气候战略政策负责人埃尔登·米尔也称，中国可能宣布一项减少汽车、燃煤电厂等的二氧化碳“碳强度”排放的计划。

碳强度指的是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计算公式是二氧化碳排放总量/GDP。杨富强介绍，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批评中国的立场文件中缺乏关于中国减排的量化指标，使中国感到被动。“其实，我们有不少文字上的、定性的提法，但是有些提法与国际通用提法不一致，因此外国人说看不懂。”杨富强说。 不过，于宏源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接受西方国家提出的强制性量化减排总体目标。

碳强度碳排放需求

碳排放需求与经济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直接相关，规模越大，水平越高，则需求越大，反之则低。但达到一定水平，碳排放需求则趋于平稳和不断下降。大略有以下六种情况：

经济发展水平高，经济平稳增长但物理扩张十分有限，碳排放需求量大但趋于饱和。此时的总量限制对经济发展约束小，强度限制亦然。例如，欧盟、日本他们按总量和强度承诺，效果大略相同。

工业化水平高，经济停滞或下滑，碳排放强度削减潜力大。工业化进程中的高排放时段的排放量近于饱和限量，参照此时排放量的总量制约约束小；但强度承诺显然不利。此类国家主要为前苏东国家，其倾向性为基于高排放的总量承诺。

工业化水平较高，经济波动性较大，碳排放需求也相应波动，但高排放时段的总量也趋近于饱和排放，拉美和欧佩克国家属于此类，总量可能较为有利，而强度难度要大些。

碳强度排放需求基准线

过去某一时点的排放总量。此为京都议定书目标模式，以1990年或附近某一年的排放总量作为排放需求的基准线，这种承诺方式对经济发展水平高、工业化水平高、经济物理扩张较为有限的国家，如欧盟、日本、苏东国家应较为有利，对其他国家均可能有不利影响。

基于历史和当前排放而线性外推到某一时点或时段的排放总量。此为IPCC排放情景之方法，这一方法对起点高的国家较为有利，对于当前排放低的国家，由于起点低，即使增长速度快，数十年后的排放水平依然较低，依此线性外推所得总量，对排放量低但经济已起飞的国家较为不利，因为当前的谈判不可能考虑50年或100年后的承诺。当然，对于经济尚未起飞的国家，影响也不大。

与满足人文发展基本需求相对应的排放总量，人文发展的基本生存（衣食住行）和生活质量（期望寿命、环境、教育等）不是无限的。与这些基本需求相对应，排放需求也是有限的。以这一有限总量作为排放限额，对所有人来讲均是公正的。如果这一总量太大，应该考虑将这一总量的比例分配到每一个地球公民，而不应是按政治实体－国家作为分配单元，这一方法对已实现高发展水平国家的不利影响可能较大，因为他们已经达成或超过了排放需求上限。但他们可与低发展水平的国家联合，因为低发展水平的国家当前需求低，增长有限，可以转让部分给发达国家。到他们需求时，再行尝还。这一方法对已经起飞的发展中经济较为有利。因为这一数额是基于人文发展需求估算出来的，所得总量限额不会对发展造成大的约束。这一方法对于尚未起飞的发展中经济也较为有利，因为其发展权益得到保障。在当前有大量盈余的情况下，可以转让。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