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需求与经济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直接相关，规模越大，水平越高，则需求越大，反之则低。但达到一定水平，碳排放需求则趋于平稳和不断下降。大略有以下六种情况：
经济发展水平高，经济平稳增长但物理扩张十分有限，碳排放需求量大但趋于饱和。此时的总量限制对经济发展约束小，强度限制亦然。例如，欧盟、日本他们按总量和强度承诺，效果大略相同。
工业化水平高，经济停滞或下滑，碳排放强度削减潜力大。工业化进程中的高排放时段的排放量近于饱和限量，参照此时排放量的总量制约约束小；但强度承诺显然不利。此类国家主要为前苏东国家，其倾向性为基于高排放的总量承诺。
工业化水平较高，经济波动性较大，碳排放需求也相应波动，但高排放时段的总量也趋近于饱和排放，拉美和欧佩克国家属于此类，总量可能较为有利，而强度难度要大些。
过去某一时点的排放总量。此为京都议定书目标模式，以1990年或附近某一年的排放总量作为排放需求的基准线，这种承诺方式对经济发展水平高、工业化水平高、经济物理扩张较为有限的国家，如欧盟、日本、苏东国家应较为有利，对其他国家均可能有不利影响。
基于历史和当前排放而线性外推到某一时点或时段的排放总量。此为IPCC排放情景之方法，这一方法对起点高的国家较为有利，对于当前排放低的国家，由于起点低，即使增长速度快，数十年后的排放水平依然较低，依此线性外推所得总量，对排放量低但经济已起飞的国家较为不利，因为当前的谈判不可能考虑50年或100年后的承诺。当然，对于经济尚未起飞的国家，影响也不大。
与满足人文发展基本需求相对应的排放总量，人文发展的基本生存（衣食住行）和生活质量（期望寿命、环境、教育等）不是无限的。与这些基本需求相对应，排放需求也是有限的。以这一有限总量作为排放限额，对所有人来讲均是公正的。如果这一总量太大，应该考虑将这一总量的比例分配到每一个地球公民，而不应是按政治实体－国家作为分配单元，这一方法对已实现高发展水平国家的不利影响可能较大，因为他们已经达成或超过了排放需求上限。但他们可与低发展水平的国家联合，因为低发展水平的国家当前需求低，增长有限，可以转让部分给发达国家。到他们需求时，再行尝还。这一方法对已经起飞的发展中经济较为有利。因为这一数额是基于人文发展需求估算出来的，所得总量限额不会对发展造成大的约束。这一方法对于尚未起飞的发展中经济也较为有利，因为其发展权益得到保障。在当前有大量盈余的情况下，可以转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