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说》（陶即瓷，古人陶与瓷不细分，常把瓷称为陶）撰著者朱琰。该书问世是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之后历代都有以此书为蓝本翻印刋行于世，后世陶瓷鉴定及收藏者借用它的陶瓷知识观点，启迪加深对古陶瓷的认识。

朱琰，字桐川，号笠亭。海盐（今浙江省海盐）人。是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进士。于乾隆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间，作为江西巡抚吴绍诗幕僚跟随到过江西。后授直隶阜平县（现属河北省保定市）令，卒于任上。他好学喜写，一生著作颇丰。《陶说》是他参考撰选前人有关陶瓷著作文献，引用先人的着论，加上自己的“按”编著了《陶说》，自成此一部关于陶瓷知识的书。书中的多数陶瓷知识观点，被现代人作为古陶瓷研究的知识来源，在研究丶鉴定古陶瓷中常被引用。

《陶说》中，朱琰引用清朝唐英进呈乾隆皇帝御览的《<陶冶图>说》中的《釆石制泥》篇一段内容，然后加上自己的按语：

“石产江南徽州祁门县坪里、谷口二山，距窑厂二百里。开窖采取，剖之，中有黑花如鹿角菜者，土人藉溪流设轮作碓，舂细淘净，制如土砖，名曰 ‘白不'。色纯质细，用制脱胎、填白、青花、圆琢器。别有高岭、玉红、箭滩数种，皆出饶州府属境内，采制法同白不，止可参和制造，于粗器为宜。（唐英《＜陶治图＞说》）

按（朱琰的按语）：饶窑陶土（瓷土），初采于浮梁新正都麻仓山。万暦时，麻仓土竭，复釆于县境内吴门托，至祁门，而三易其地矣。……

朱琰这篇《其一曰釆石制泥》的按语，很明显修改了唐英对御窑用瓷土来源的记述，“按”上自己的观点，认为：饶洲窑的瓷土刚开始釆于浮梁县新正都麻仓山，到了万历时候麻仓山瓷土被釆完，后发现并开辟了浮梁县境内的吴门托及祁门两地瓷土。这与唐英说的饶窑瓷土来源大相径庭，大不一致。

按朱琰《陶说》饶州窑所造的瓷器瓷土，在明万历之前来源于浮梁县新正都麻仓山。万历之后，来之浮梁县境内的吴门托及祁门。此段文字中的“祁门”这一地名没有说明是它省它县，也许被误认为在浮梁县境内，等到万暦时麻仓土用尽才部分用到吴门托及祁门的瓷土。

《陶说》这段文字给后来的陶瓷鉴定专家及收藏家，对陶瓷胎骨鉴定起到了影响不小的错误佐证。特别现代鉴藏家都认为：明朝万历以前景德镇御窑用的瓷土都是麻仓土，安徽祁门土鲜有人提到。实际如此吗？

《陶说》撰著者朱琰。从其简历：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考中进士。乾隆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1767——1769年）二三年间，作为一位幕僚跟随江西巡抚吴绍诗到过江西。江西是一个省，省府不在景德镇。朱琰在江西短短逗留两三年，按当时的实际情况，他能在景德镇住下，详细了解陶瓷业生产过程的时间是少的！何况是跟随主子去，自由的时间没法自己安排。陶瓷研究又不是他的主业。对陶瓷知识，恐怕只是知一、二及多看前人的论著吸收一些，如《陶说》中陶瓷的大部内容，更多是看他人的书以“按”的方式加以摘录撰评。

关于景德镇窑厂瓷土出取何地？朱琰自己并没有陶瓷业丰富的实践知识作为依据。所用的按语观点与清雍正时开始派驻景德镇御窑厂的陶瓷督理官员唐英在其《陶冶图说》中记述的史实根本不同。朱琰，在朝内当官到派去江西，迟于唐英约三十七年左右，也就是唐英去世后才到了江西。匆匆在江西只呆二、三年，而去景德镇呆多少日子？肯定时间更少于二、三年。其“按”的依据只能待考了。

唐英（1682——1756年）：字俊公，也曰隽公，一字叔子。晩号蜗寄老人。是清朝时沈阳（现辽宁省沈阳市）人。官为内务府员外郎，九江关监督。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奉旨佐理陶务，充驻瓷厂协理官。当年十月抵景德镇御窑厂，御窑厂一切烧造亊宜都由他督理安排。直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 八月二＋一日卸任，告老归乡。亲驻景德镇近三十年，卒于乾隆二十一年年底。绘有《陶冶图》以图示明制瓷工艺流程，并编写《<陶冶图>说》为《陶冶图》作的文字解释，一起进呈给乾隆皇帝御阅。他是御窑厂瓷器生产的当事人，亲驻瓷埸几十年，对景德镇的制瓷历史、对制造瓷器的流程、瓷器的用料及原料来源是了解及精于研究的。景德镇瓷土来源于那个地方？品貭如何？他定然很知了,他的《<陶冶图>说》记叙非常清晰。唐英对古代制瓷的著述应最为准确，任何后人是难以超越的！故不该怀疑他对陶瓷生产知识的精熟了解。

唐英进呈乾隆皇帝御览的《<陶冶图>说》中的《釆石制泥》篇一段关于饶洲制瓷业瓷土的来源记述应是正确、无可非议的。

所以，按唐英说的，色纯质细的瓷土是来于安徽省徽州祁门县，江西省饶州府（景德镇市属）属内的高岭、玉红、箭滩数种瓷土在当时只能做粗器或者“参和”祁门来的瓷泥制造。那么，元丶明丶清瓷器的胎貭按史料来研究就有了四种情况：第一种是胎貭纯白而细腻，用的是纯祁门来的“白不”（瓷泥）。第二种的胎貭，相对于第一种单纯用祁门瓷土，胎质较粗松，是用祁门的瓷泥加上饶州本地杂瓷土。第三种胎貭比较硬粗，是祁门的瓷土加饶州当地较硬的高岭土。第二种及第三种也即后人所说的二元配方; 第四种是胎貭粗松的：各窑口只用饶州本地山体普通瓷土，也是就地取材，没加祁门瓷土或没加本地高岭土。景德镇窑古瓷的这几种胎貭，是古代那种社会与地理状况及生产机械落后的情况下实际存在的。对历史遗留物的研究会证实了这一点。唐英在《采石制泥》篇的内容中说：“石产江南徽州祁门县坪里、谷囗二山，距窑厂二百里。开窖采取，剖之，中有黑花如鹿角菜者，土人藉溪流设轮碓，舂细淘净，制如土砖，名曰‘白不’。色纯质细，用制脱胎、填白、青花、圆琢器。别有高岭、玉红、箭滩数种，皆出饶州府属境内，采制法同白不，止可参和制造，于粗器为宜。”

《天工开物》明末崇祯十年（1637年）出刋，该书是明代科学家宋应星所着，记载曰：“景德镇从古至今为烧器地，然不产‘白土'，土出婺源、祁门两山”。

《天工开物》是明代人写的，“从古至今”也即从明朝以上的元丶宋至整个明代的景德镇瓷器的瓷土来源于婺源与祁门。（婺源原属安徽徽州，后划归江西饶州管辖。)

明代的《续文献通考》又说:“陶土之种类极多，最纯粹者西人称高岒土。高岒土虽多供输出，用者多来自祁门。祁门南山乡龙风壁，西乡伊坑产量均高，即景德镇所用上等原料亦多取于此”。从这段史料分析，最好最纯碎的上等原料不是产自高岭山。“最纯粹者西人称高岭土”应是西人误认为高岭土是制瓷最上等原料，把祁门来的上等原料瓷土用“高岭”名套上去的。这是把“高岭土”变成瓷土商品名称，并不是指产瓷土的地名了（这史实如何？只有专家再去考研了）。历史上张冠李戴，原产地的商品被误套名称的事常有。因为自明代各种史记都提到上等原料都来自安徽祁门，少提到江西高岭瓷土是上等原料。“高岭土虽多供输出，用者多来自祁门。”

《续文献通考》是明代王圻所撰著。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编次成书刋出。王圻，字符翰，嘉靖四

十四年（1565年）进士，官至御史，陜西布政司参议。后辞官专事著述。

明天启（1621——1627年）谷应泰着的《博物要览》中有“奈饶土渐恶，较往日大不相侔”。谷应泰，字宁宇，天启时官蜀王府长史。

清同治四年(1865年)祁门贵溪人有个运卖瓷土的村民叫胡元龙，他在祁东庄岭村发现了太和坑瓷土矿，此矿山瓷土貭地细腻、洁白、性粘、貭硬又耐高温，烧大器件不翘不裂不变型。被朝廷发现后定为御窑厂专用矿土，清末同治至光绪时期，御窑厂的瓷土几乎全是来原于祁门祁东庄岭村太和坑。

明嘉靖时期，王宗沐在《江西大志﹒陶书》中提到“陶土出浮梁新正都麻仓山，曰千户坑、龙坑坞、高路陂、低路陂为官土。”但对官用瓷土只是简略提法，没有提及麻仓土的质量，是作为瓷土“白不”配方中的主料，还是掺和之用的官用瓷器配料?（王宗沐生于1524年，卒于1592年。字新甫，号敬所，临海城关人。明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嘉靖三十八年仼江西省参政，三十九年任江西按察史，编辑《江西大志》。）

以上略举历史上各时期各种名著所著述的瓷土史料，文章里作者对瓷土的来源，各有自己的说法。故，元、明、清景德镇窑瓷土来源有必要再探讨寻研。显然，多数著述都提到安徽祁门产的瓷土是上等原料，是供应景德镇的。元、明、清时期上等瓷土多来自祁门，不可忽视也不可否认！而且，官窑民窑都一样，只区别于精制与不精制而已。景德镇古瓷用的瓷土来源应是多地方多样化的，有单一用安徽祁门瓷土，也有只用江西饶州自产的瓷土，还有用多个地方参合配制成的瓷土。只有知悉这史实才能更准确地认识元、明、清历朝各种遗存瓷器的瓷胎特征。湖南电视台《东方寻宝》电视节目藏品征集海选（见下图）：

相对地说，官窑选料制料较精细，民窑较粗粕。每个朝代产的器物的胎貭，应该是不一致性！也就是孙瀛洲先生在《元明清瓷器的鉴定》所指出：“然而也不宜过分执着于胎土的颜色和粗细之论，因为即使是景德镇同一时代所产的瓷土，也决不只釆之一两处产坑，从而有的细腻滑润，有的细而不润，有的甚至相当粗糙。何况胎土配合的成分也是决定胎貭的关键，而且由于制作方法和火候不同，胎色又有纯白、微黄、微灰或微青等若干区别。因此如果单凭胎体本身的貭量作为断代的标准，还是不够全面的。”

耿宝昌先生在他的《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的《绪论》也说了：“对于明、清瓷器胎和釉所表现的时代特征，必须联系考察，不可偏执一方，并需结合其他方面来共同判断；否则，单凭胎釉特征作为标准，只据偶然巧合，势必流于主观片面，妄断真伪。”

然而，现时鉴定界及收藏界对元、明、清景德镇瓷器的胎土来源只知麻仓土和高岭，把元器及明早中期器物胎貭细腻的归为麻仓土，以此标准去鉴定器物的真与伪。有些鉴定专家单凭胎貭一个特征就可：胎貭疏松，现鉴定为现代仿品了。究竟这些古瓷（元、明、清）胎貭特征鉴定上的理论依据应从何处引证？鉴藏家务须重新审视古瓷瓷土的出处，及古瓷所涉及到的瓷土物理性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