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6月 ，在湖北武昌三佛阁，悄然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为铁厂购机、设厂、采铁、开煤的工作机构——湖北铁政局。细心的人发现，牌匾上的几个大字竟然是由新任湖广总督张之洞亲笔题写的。日后，由它过渡而来的一个企业，就是大名鼎鼎的汉阳铁厂。
汉阳铁厂，系今日重钢前身。从汉阳铁厂到重钢的百年历程，不仅是一个企业的发展演变史，更是中国钢铁工业坎坷前行的缩影和写照。
汉阳铁厂肇建 从西化回归本土
早在1884年，刚刚经历了抗法大捷的张之洞萌生了开办铁厂的想法。战争中，他痛切地领受到了法国士兵手持枪炮的杀伤力。在后来呈交朝廷的《筹设炼铁厂折》中，他向光绪皇帝慷慨陈述了设厂的理由：“今日自强之端，首在开辟利源，杜绝外耗，举凡武备所资枪炮、军械、轮船、炮台、火车、电线等项，以及民间日用、农工作之所需，无一不取决于铁。”
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铁厂项目也跟着他移建湖北。湖北铁政局成立后，张之洞选址汉阳开始建厂，并下令“设法竭力赶办，务期早成一日，有一日之益”。 按照钢铁工业建设的一般规律，即使是在欧洲建设像汉阳铁厂一样的工厂至少也需3年的时间，然而，汉阳铁厂从开工到建成，只用了2年零10个月。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基础设施、工业技术水平和该厂的规模与技术要求，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奇迹。
汉阳铁厂的设备和技术均源自欧洲，由于起点较高，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不过10年左右。然而，早期的汉阳铁厂，无论是勘察设计，还是生产建设，都是在外籍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指导、参与下进行的。在张之洞官办时期，汉阳铁厂聘英国人贺伯生为总监工，英国人约翰逊为制图师，以后为比利时人白乃富，后又聘请德国人德培，各厂矿也聘有外籍工程师和工匠。在盛宣怀官督商办时期，汉阳铁厂仍大量聘请外国工匠。1905年汉阳铁厂改造时，聘卢森堡人吕柏为总工程师。在其介绍下，先后有17名卢森堡人在1906至1911年间加入汉阳铁厂改造。总工程师一职更是长期由外籍人员独占。
1902年到1918年间，汉阳铁厂先后出资选送了一批有志于从事钢铁冶金事业的学生到英国、美国、德国等国家的知名大学学习专业知识。这些人学成回国后，逐渐成长为汉阳铁厂的技术骨干，许多人在各厂矿担任要职。其中还产生了汉阳铁厂历史上的首位华人工程师，编制刊行了中国最早的钢轨标准。
汉阳铁厂虽然是当时亚洲最早、最大的钢铁厂，有“20世纪雄厂”之称，但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注定只能是身不逢时、命运多舛。
1924年，汉阳铁厂几经波折后停产，配套矿山落入日本人之手，成为日本制铁所的原料输出基地。
铁血西迁 艰难中的辉煌
1937年，国民政府军政部以“前方抗战需要，自行铸造钢件甚急……亟需借用汉阳铁厂”为名接收了汉阳铁厂，计划重新开炉炼钢以供军用。1938年2月7日，由于重镇武汉也朝不保夕，蒋介石颁发手令：“汉阳钢铁厂应择要迁移，并限3月底迁移完毕为要！”
1938年3月1日，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正式组建，招揽流散在湖北、湖南、上海、香港等地的工程技术人员200多名，在武汉、宜昌、重庆等地同时开展设备拆卸、物资转运、新厂选址和建设工作。
拆卸工作从1938年3月开始。工作人员冒着日机的轰炸，随炸随修，日夜不停，一直坚持到武汉撤守。在短短7个月的时间里，共从汉阳铁厂等处拆卸设备器材5.68万吨，占到整个西迁物资的半壁之重。
与拆卸相比，转运工作更显艰难。钢迁会先后征集雇佣了2艘炮舰、11艘海轮、27艘江轮、4艘铁驳船、17艘拖轮、218只木驳船、7000只柏木船。设备物资先由武汉西运，到宜昌后，换乘能走三峡的大马力轮船转载运川。在运输极为困难的川江航段，钢迁会采用分节转运之方式，通过在三斗坪、庙河、巴东、巫山、奉节、万县、涪陵、九龙坡等处设转运站，躲轰炸，斗险滩，然后将物资运送到大渡口。该项工作从1938年6月开始，持续了1年零6个月，除被空袭炸毁2745吨物资外，其余均安全运抵。途中，23名工人被炸死，58人受伤。钢迁会自己雇佣的148艘木船有124艘安全抵达，兵工署划拨的228艘木船仅有67艘安全抵达。
后来，亲历了宜昌大撤退的晏阳初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仅此一例。”
在组织设备转运的同时，钢迁会以重庆大渡口为厂址建设新厂。各项工程均由中国技术人员设计，到1942年各项工程陆续建成后，钢迁会拥有綦江、南桐两大煤铁矿基地和专用的铁路与水上运输系统，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钢铁工业精英，鼎盛时期有员工15699人，钢铁产量一度占到抗战大后方钢铁总量的90%，除提供钢材供各兵工厂制造武器外，还试制、制造过飞机炸弹、迫击炮弹、德式磁质地雷、避弹钢板和卡宾枪用钢料等半成品武器，是抗战时期后方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被赞誉为“国之桢干”。
1949年 新旧交替的抉择时刻
“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我们日夜地工作着，生产军火。任何艰难的生活，我们都咬着牙忍受过来了，只希望胜利后过无忧衣食的日子。事实却不然，抗战虽然胜利了，我们的生活却一天天比胜利以前更痛苦。”这是1946年钢迁会工人在一封致全国各界的控诉书中的内容。
1946年3月23日，钢迁会职工举行了反饥饿、反压迫的大罢工，却遭到了厂方的残酷镇压。1名工人被当场打死，此外还有8人重伤，多人轻伤或失踪，21名工人被强行资遣。
血的教训擦亮了职工的眼睛，也激励和鼓舞了职工的护厂斗志。
重庆解放前夕，钢迁会已改称二十九兵工厂。国民党在100吨炉、交流发电所等重要位置安放了10多吨“TNT”黄色炸药，阴谋破坏工厂，并狂妄地叫嚣“让解放军10年也恢复不了生产。”
在爱国厂长王怀琛等人的组织下，职工们组成护厂队，与国民党军警机智周旋。1949年11月30日凌晨，为了保护工厂，地下党员刘家彝、副工程师简国治等护厂积极分子排成长龙，用绳索和扁担等简陋工具把一箱箱炸药抢运到离厂房较远的空地上。就在炸药还剩下三分之一时，由于引信启爆，简国治、刘家彝、古传贤等17人当场壮烈殉职。烈士们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下来两台水管式锅炉，在二十九兵工厂后来恢复生产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有重钢 废墟上崛起的钢铁力量
1949年12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军代表陆凤翔接管二十九兵工厂，随后组建了党支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厂职工日夜奋战修复机器和厂房。到1950年4月15日，除了百吨高炉还在修理外，二十九兵工厂各厂主要设备均已全面复工生产。
1950年5月10日，重钢工程师潘继庆、金石声、邹承祖等人依据英制资料，以6400匹马力蒸汽机为动力机，利用1938年从汉阳铁厂迁来的800毫米轧机，在加工修补的旧辊上，用自炼的小钢锭，试制轧出85磅每码重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成功轧制出的第一根钢轨。
1950年夏，毛泽东主席批准了邓小平政委签报的，由二十九兵工厂自己研制生产钢轨修筑成渝铁路的方案。1952年初，重钢承担了轧制成渝铁路所需全部钢轨的任务，同年5月19日，成渝铁路全线505公里所需重轨的轧制任务提前11天超额完成。为此，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派代表专程来厂颁发一等奖奖状，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重工业部颁发的第一张奖状。除此以外，由重钢自行设计、生产的重轨，支撑了内昆铁路、天成铁路、兰新铁路等国内十几条铁路的建设；重钢人节衣缩食为抗美援朝捐献“一零一号飞机”，支援了泸定桥建设和西藏解放；重钢的产品支援了武汉长江大桥、重庆大礼堂、重庆发电厂等重大建设；重钢的优质钢材运往全国20多个省市和越南、巴基斯坦等国家用于生产和生活，为包括日本、朝鲜在内的国家培养了许多技术人才；向全国100多个单位输送了8000多名领导人才和技术骨干，在业界享有“北有鞍钢，南有重钢”的美誉。
此外，美术家朱宣咸于20世纪50年代在重钢（一零一号厂）体验生活后、创作的《炼钢炉前》等作品，就是如今留下的直接来源于当时历史背景下、真实生动记录了重钢的珍贵美术图像文献。
诗人梁上泉、野谷曾在成渝线体验生活；杜鹏程在保成线体验生活后撰写了《夜走灵官峡》。
自销钢材 绝处逢生的改革序曲
1978年10月，四川省率先在全国开展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允许企业在国家计划之外自主安排生产，可以采购所需物资，多渠道销售自己的产品，在企业增收时可以提取不同比例的利润留成自行支配。
重钢成为首批6家试点国企之一，拉开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序幕。
1979年的重钢面临着十分困难的生产经营局面。曾任重钢副经理的王宇光后来回忆说：“我们上半年的经济状况越来越不好，到了6月份几乎周转不动了，流动资金的占用高达2亿多元。因欠银行贷款，每天须付5000元以上的罚金；对银行超定额贷款，每天须付5000元以上的利息。上半年虽然赢利2456万元，但只上缴了724万元。全公司上下都很着急。这时下半年的排产订货已经开始，大家都寄希望于这次会议。哪知我们的中板是长线，有3万多吨订不出去，垫板有2万吨订不出去，加上增产资源共有10多万吨钢材没有销路，真是‘上水船又遇顶头风’。”
重钢充分运用扩大后的企业自主权，大胆突破“钢材是国家统配物资，不能进入市场交易”的思想禁区，成为全国第一家自销钢材的企业。自销钢材使重钢当年就获利1788万元，占到全年利润32.9%。同时，重钢根据国家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有关规定，将增产部分钢材销售国外，与香港维新贸易公司签订了对外贸易签订的第一个合同。1980年4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重钢副经理王宇光的署名文章《自销权——一味救活重钢经济的良药》，对重钢投石问路的自销权改革进行了肯定和宣传。重钢投石问路的自销行为及实际效果，引起了钢铁企业以及其他行业的连锁反应，国有企业纷纷走向市场，使企业的适应性大大增强。
兼并特钢 国企改革中的攻坚战
1994年，国务院批准重钢为全国首批100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重钢人解放思想，在主辅分离改革、股份制改造等方面的突出表现引起了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此时，兼并重特成了横在重钢发展道路上的一道难题。
重庆特殊钢公司(简称重特)诞生于国难深重的1934年，被称为“西南一切工业之母”。但由于经营不善，到1999年6月底，资产负债率高达143%，陷入破产绝境。为了帮助重特走出困境，李鹏、朱镕基、吴邦国、温家宝等领导同志先后作了20多次重要批示，调配资源积极救助，但由于种种原因，重特始终问题如山、积重难返。
然而，重钢此时也是泥菩萨过江，自顾不暇。从1994年开始，国内钢材市场风云突变，重钢的发展每况愈下，到1999年，已是连续6年亏损。让一个亏损2.37亿元的国有冶金企业去兼并另一个亏损3．59亿元的国有冶金企业，其中的困难之大可想而知。
2000年1月10日，重钢站在讲政治的高度，“五管齐下”(兼并重特、债转股、清产核算、国债贴息技改、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对重特实施了兼并。
2000年9月30日，经过全司职工的共同努力，重钢提前三个月实现整体扭亏为盈。到2000年年底，重钢赢利总额达到1500万元，实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国企三年脱困”的目标。
由于重特的历史债务问题对重钢正常的生产经营造成了极大的影响。2003年，重庆市政府通过采取偿还重特职工欠款，重特依法破产和妥善分流安置重特职工等措施，解决了重特问题，为重钢奠定了重新崛起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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