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们

与蒂芙尼蓝一样，湖蓝传达的是一种深邃平和的美，在所有色彩中，再也没有哪个颜色能像它这样，让人产生不能准确认知其色相的特点。它的颜色构成，将色彩对人情绪的影响降到最低，平和的铺垫展开情感，处于都市之中，平静舒缓。

褪去清澈的烂漫颜色，处于成熟期的人，追求理性不失澄净，都市不失内涵，高贵不落浮夸。

与热烈的颜色相比，浊色没有太多的锋利或者炽烈的情绪表达，我们更想传达一种从容优雅的空间感觉，有一些精致的优雅融于其中，也有收敛的洒脱掺入。

餐厅设计

儿童房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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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衣室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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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卡洛-马赞蒂

哥伦比亚建筑师吉安卡洛-马赞蒂(Giancarlo Mazzanti)的工作，显示了拉丁美洲重大的社会变化。它设计的项目成功地改善了普通人的生活。因此不用感到奇怪，在世界的这一部分，最吸引人的建筑项目是社会性的——例如学校、幼儿园、图书馆和运动场。

而且，总的说来，这些最吸引人的和最成功的建筑的大多数，是建设在最贫穷的地区。将这些朴素、简洁的建筑项目与发达国家雄伟的，或形式奇特、外表豪华昂贵的音乐厅、共公设施、银行和博物馆比较，一开始就感到某种装饰的自然，甚至背离了西方的当代建筑，向现实生活发现挑战。

Q：您能谈谈您的背景情况和是什么引起了您对建筑的兴趣吗?

GM：我出生在一个有大量欧洲移民人口的城市。我们母亲是哥伦比亚人;我们父亲是来自巴黎的法国人。他的父亲是意大利人;他的母亲是法国人。所以，我是在一个多种文化的环境中长大的，讲3种语言，并且我的家庭一直对艺术感兴趣。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大学毕业之后，在回到波哥大之前，我为建筑师西诺-祖奇(Cino Zucchi)工作了两年。

Q：您是什么时候和怎样开始您的业务的?

GM：这有一个过程。我在波哥大从大学毕业之后，参加了多次建筑竞赛，并在1989年首次获奖。这是针对巴黎的一个场地，向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表示敬意的竞争。然后在1993年，从意大利回国之后，我在波哥大赢得了设计一座教堂的竞争。这是我的设计业务的起点。我继续从事许多小的——大部分是内部设计的业务，不断地参与竞争以得到更多的重要项目。我得到了许多第二名，但后来我赢得了另一次竞争——在卡利的一个大学大楼项目。

Q：您通过竞争获得的部分项目是那些，在哥伦比亚，规定公共项目都要进行竞争吗?

GM：我所有的主要项目都是通过竞争获得的，并且这在哥伦比亚是有代表性的。实际上，有法规要求所有公共项目都要通过竞争获得。这就为年青的建筑师和整个建筑业创造了新的机会。在建筑界，为了生产真正的突破，竞争是惟一的选择。因为您是被正常地告之您做了什么才被雇用的。随着竞争，您做出了自己的决定。现在我也开始获得业务，我被邀请在马德里做一个社会住房项目。

Q：这是什么项目?

GM：这是一个不寻常的项目。因为它是来自拉丁美洲的移民永久生活的街区。这个项目必须使他们感到象在他们自己的家乡一样。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动脑筋的课题。我试图探索新的方法，促进住在这个街区的人们的交流。

Q：您教授建筑学。您有特别的教学方法吗?

GM：我现在在波哥大的洛斯安第斯大学(Universidad de los Andes)任教。我把教学的重点放在两种主要的建筑方法上。一个是建筑师怎样积极地提出创意和项目;一个是怎么样实现实质性的干预——不仅在材料上，而且在建筑技术上进行研究。另外还要提出疑问：例如，建筑怎样激励一种特别的行为，或怎样产生某种兴趣?形式总是第二位的。这是对主要的担心——例如对一个特定的空间或预算的目标担心的反应。如果我们能重新考虑一种特定的功能和用途。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出现新的形式、材料等等。我还总是坚持建筑是可以争论的和是不完善的观点。这种方法更可能适应我们难以预测的未来的改变和用途。因为我们的社会是不断地学习和变化的。建筑应当是永无终点的。我通常与我的学生一起，从事那些我在我的事务所做的类似的项目。

Q：请谈谈您在波哥大的事务所的情况。

GM：我们有大约20名建筑师。这在哥伦比亚是中等规模的事务所。但这种规模对我并没有任何限制。因为我经常与其他事务所的建筑师合作。在过去的20年内，我和37名建筑师合作过。我们的合作是“开放式”的。我们和建筑师及其他们专业人员——例如哲学家、社会学家、生物学家等(不仅有在哥伦比亚的，还有世界各地的)，组织了许多协作。

Q：为什么这样做?对您的工作有哪些好处?

GM：因为这样使我的事务所的工作有了更多的令人感兴趣的和开放的空间。这是我们的战略。这种战略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使我们能够在比我们单干获得的更多风格的项目工作。通常我们是在有一个项目之前结成联盟。我们有帮助我们找到项目，然后进行合作的伙伴。例如，我计划与斯蒂文-霍尔(Steven Holl)和比贾克-英格尔斯(Bjarke Ingels)进行合作。当我们有比我们能处理的更多的工作时，或当我们感到这种工作由于有某个特别的建筑师的参与更有利时，我们就邀请我们的伙伴来合作工作。

Q：您目前有些什么项目?

GM：有一个位于哥伦比亚北部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是通过竞争获得的。还有两个幼儿园项目，也是竞争赢得的。一个老年人住房项目;一个医院;在马德里有一个社会住房项目;以及一个私人住宅项目。

Q：塞尔西奥-法哈多(Sergio Fajardo)从2003 年至2007年是麦德林市的市长。他由于通过建筑改变这座城市的面貌，在最贫穷的街区建设起许多漂亮的高楼，而成为国际知名的政治家。我看到过关于他来到您的事务所，并且要求您和他合作的新闻。这在哥伦比亚是很不寻常的事情。您能谈谈在哥伦比亚把建筑作为政治对待的事吗?

GM：好的。在哥伦比亚，建筑就是政治。我们建筑师把自己看作政治家。我们在策划改善社区生活的战略上，与当地政府密切合作。在我们赢得本地的图书馆项目竞争之后，麦德林市市长来到我们的事务所。

Q：您曾经说：“我看好能够改变行为的适应性建筑。”您能举一个您在这方面进行尝试的项目的例子吗?

GM：我认为这是目前建筑界最迫切的问题。怎样区别对待建筑?前几代的建筑师考虑建筑怎样解释世界，但我认是现在是考虑建筑怎样改变世界的时代。我们建筑师能够担任这样的角色，并且让人们的生活和行为产生真正的差异。

Q：您能详细讲一下怎样做到这一点吗?

GM：首先，推进社人融入(social inclusion)并且为公共活动开启新的可能性。单用建筑形式不能改变任何事情。人们必须进行互动。一个好的例子是英国建筑师塞德里克-普莱斯(Cedric Price)的项目，例如“娱乐宫”(Fun Palace)，已超出美学的范围。它们鼓吹建筑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并且它们是灵活变通的。在我们的建筑中，我试图为互动学习和休闲提供机会。这样，建筑不再只是外观和形式。

Q：但市长不是要求建筑师为他提供形式和地标形象吗?形式和最终的形象仍然是建筑的驱动力，不是吗?改变的东西是我们得到了这些形式。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变得越来越有活力。这些形式的事实是建立在新的社会议事日程上，并且新的功能使它们更合理和更有吸引力，但它仍然是有吸引人的外观，对吗?

GM：当然，形象是非常重要的。但这次讨论不再仅关于形象。而是关于这些形式能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引起真正变化。这不是一个使建筑物美丽的问题。真实的问题是怎样使建筑适应人们。美是相关的。但每个人都感激建筑提供的社会融入。

Q：不知道您在马德里的住房项目像什么样子，您能谈一谈在那儿的社会融入的例子吗?

GM：例如，许多将生活在那儿的移民有农村背景。而我们的建筑将是城市的形式。它们将有健身房、自行车道、剧院和许多其他的公共活动空间，促进人们的互动和交流。

Q：您把英国建筑师塞德里克-普莱斯作为社会融入概念(social inclusion)首创者之一。您提到的其他的设计师和社会活动家认可关于建筑作为社会和经验工具的角色的新观念吗?

GM：这些观念来是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例如法国的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Bruno Latour)。我对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的作品和他的观点感兴趣。他的观点是创造新的功能和可能性，发展有多重功能的，并且有变化功能的项目。我喜欢由雅克-卢肯(Jacques Lucan)撰写的文章《现代生活的建筑师》(The Architect of Modern Life)，OMA，雷姆-库哈斯：建筑(1970-1990)。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 的作品是很有影响的。在我自己的工作中，我试图不仅建造为教育的空间，可以供一个班级上课，而且使空间适合于教师。换句话说，这种空间可以鼓励学习进程。我对那样一种建筑很感兴趣，它能鼓励人们好奇和行动。

Q：您能举出一个在您的工作中的那种例子吗?

GM：在我的位于波哥大的Colegio Gerardo Molina学校项目中，我使用了许多剩余的空间探索和促进学习。我采用了不同的材料和色彩，为不同的空间创造新的个性和兴趣。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不仅在教室创造令人感兴趣的空间，而且要在一些建筑空隙创造令人感兴趣的空间。您不仅在这样的教室学习科学和文学知识，而且学习与人联系的学问并学习在课后，在剩余的空间，怎样与社团互动。这就有一种完整的另外的学习能力。这个方法真的起作用。我们现在以这些概念为基础，设计了另外3所学校。我们在最贫穷的街区建设它们也是重要的。

Q：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您当了本城的下一任市长，您最希望实现什么项目?

GM：我将实现两个项目。一个项目是将我们的城市公园和周围美丽的山地联系起来。第二个项目是在城市的贫困区域建设一系列的小型互动空间和装置。它们将鼓励人们的好奇心。它们也将被本地的乐队利用，以增加不同街区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