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建筑大师矶崎新曾有一场名为“未建成”的建筑展登陆北京。展览罗列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今所有经他设计，却终未建成的建筑项目的图纸与模型。

在那次展览当夜的庆祝酒会上，一个怀抱好意的上海房地产商向矶崎新举起酒杯，祝愿他“所有未建成的作品都能在上海实现”。然而，听闻此言的矶崎新脸上立即露出无奈的神色，在场的中国建筑师们也颇为尴尬。

日本后现代主义建筑设计师   矶崎新

铸就“未建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师从丹下健三的矶崎新从其前辈“新陈代谢派”手里，接过日本建筑批判的领导权。他的独立事业开始于1966年设计建造福冈相互银行大分县分行。很快，矶崎新成为日本一系列重要公共建筑首屈一指的设计师。但是，使他名声鹊起，广获国际赞誉的，并不全然因为这些由钢筋混凝土铸造而成的实体建筑。

早在60年代初，基于对日本当时土地紧缺、交通拥堵、资源缺少的社会现实深入了解，矶崎新推出了“空中城市”的设计方案，把东方特色的斗拱和西方的柱式体糅合在一起，大胆地将整个城市推向空中，充分体现一位心怀世界的建筑师对未来城市科技、文化等方面所做的大跨度探讨。电脑科技初露端倪的70年代，他又推出第二个十年构想：电脑城。以体积庞大的建筑模式呼应想象中的不断膨胀的电脑时代，率先向科技发言。

实际上，在矶崎新从业的40年里，几乎每十年都“与时俱进”地产生一个理论基础。虽然这些以大规模城市重塑为核心的设计方案并没有得到推行，但在任何一部建筑史上，它们都成为无法跨越的学术链条。作为世界级建筑大师，矶崎新扮演了这么一个“异数”：不因为某个作品，而以一系列“空想式”方案留名。

即使在他部分声名赫赫的“已建成”作品中，也充斥着“未建成”的因素。1968年，矶崎新的装置作品《电气迷宫》完成。这个表现广岛灾难的启示性作品，第一次把建筑和日本当代艺术(包括平面设计、摄影、室内设计)结合起来，曾带动包括三埔康平在内的日本一代大师。但是，当这一作品在第14届米兰三年会上展出时，矶崎新签名加入法国右翼分子，赞成捣毁自己的亲手力作。于是，在后来的数十年间，《电气迷宫》以悬而未决的“未建成”身份，作为一个“艺术事件”，对欧洲先锋派产生深远影响，促使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理论学家将探究的目光转向东方。

另一个“已建成”的“筑波中心”同样具有代表性。在建造这一作品时，矶崎新将其隐喻手法发挥到极致。使用碎石遍野的“废墟”体现建筑师想象中的“筑波中心”：断非屹立高耸的当代建筑，而是千万年后，当人类文明彻底消逝时的历史遗迹。在“已建成”中思考“未建成”——矶崎新便是在其作品多维的时间观照中，表达他跨时代的语言。

实际上，矶崎新一直认为，随着一个作品的建成，不仅它的缺陷昭然若揭，还会被融入城市，被蜂拥而上的媒体消解，然后被迅速淡忘。反而是没有建成的作品，有不断被挖掘、阐释的可能性。在矶崎新看来，它们意味着另一层次之上的“建立与存在”。正如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所说，能让城市寻访者们发现“你不复存在的故我或者你已经失去主权的东西”。

从某种意义上说，“未建成的建筑才是建筑史”。矶崎新如是说。

“未建成”的逆印证 

上世纪80年代，矶崎新的建筑理念在中国业内得到传播，并造成持续影响。据建筑研究学者史建说：“在形式上，(他)把中国建筑师轰得够呛。”然而，当矶崎新以承接项目、举办展览、与中国建筑师对话等方式介入中国建筑业时，类似上文提及的房地产商语出无状的尴尬一幕轮番上演。

在“慕名而来”的甲方、部分“一味跟风”的中国建筑师和号称“熟知东方、中国文化”的矶崎新之间，存在着对中国尚未成型的建筑发展脉络的误读。

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专访时，矶崎新说，他在中国的工作“非常开心”，因为中国许多甲方(工程委托人)“idea非常柔软，不归结在同一逻辑之中”。在此之前，一位曾积极与矶崎新工作室联系，力邀他设计项目的房地产商告诉记者，他之所以找矶崎新“完全因为他名气大，比‘土设计’叫得响……圈内人都这样做”。

显然，矶崎新，这个现年73岁，早已披上国际建筑大师华服的老人，并没有也不可能进入中国建筑业的现实语境中。展现在他面前的不是单体建筑、城市规划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而是一个“什么都可以建成”的广大实验场。

在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设计师马国馨展开有关“城市规划”的对话时，矶崎新先重申了“城市是不可加以规划”的著名论调，然后转而提出，北京是“世界上惟一例外的城市。在其社会体制下，可以很容易地对城市进行控制。”

面对这一论断，包括马国馨在内的中国城市规划师都持相反观点。中国已经脱离计划经济体制，城市规划在房地产商、商品经济等多重合力下，早已跨越了可以强力控制的轨迹。然而，对中国这一政治经济现状的了解，矶崎新显得迟缓且执拗。

在他众多的“中国”建树之间，对实地理解的空白裂痕越发明显。无怪乎一些建筑界人士认为，他在中国的“建成”正在多层次消解其理论的激进态势。

“未建成”流露的矶崎新对抗时代的悲壮感，和他在中国势如破竹的四处“建成”，成为矶崎新身上富有反讽意味的一对正反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