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两千馀年前，匈奴人的房屋叫穹庐或毡帐。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早在唐尧虞舜夏商周的时候，匈奴人的先祖就居住 “北地”，穿皮革，披毡裘，住穹庐（毡帐）。经过几千年，穹庐历经匈奴以后的回鹘、柔然、突厥、鲜卑、契丹等多个民族传承、改造，不断适应它所处的自然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社会价值选择，表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及其自身逐步得到完善，更趋实用、舒适和美观。内蒙古地区的古老建筑，尤其是寺庙建筑中山墙飞檐的中原传统建筑样式、收分墙体的西藏建筑样式，以及二者结合的形式，这些都是蒙古族人在历史上吸收和使用过的，但它们没有能够替代蒙古包成为蒙古族建筑形式的主流，所以蒙古人是很有智慧的。

信仰萨满教时，屋内供奉的是“翁衮”，“翁衮”是用木材、羊皮、毛粘等制作成的祖先的象征，是附有灵魂的保护神。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制作它，并通过仪式祭祀它。建立偶像和自己，和代表生产的乳房之间的关系，以求得它保佑着生产和生活的顺利和兴旺，为人们带来利益和护佑。约翰·普兰诺·加宾尼这样描述，“他们对神的信仰并不妨碍他们拥有仿照人像以毛毡做成的偶像，他们把这些偶像放在帐幕门户的两边。在这些偶像下面，他们放一个以毛毡做成的牛、羊等乳房的模型，他们相信这些偶像是家畜的保护人，并能够赐予他们以乳和马驹的利益。此外还有其他偶像，他们以绸料做成，对于这些偶像，他们非常尊敬”。"_blank" href="/item/千夫长">千夫长和百夫长，在他们帐幕的中央经常有一个神龛。”"para" label-module="para">

13世纪开 始，蒙古族社会中景教、道教和佛教传入。根据记载，蒙古王子阔瑞皈依佛门，信奉喇嘛教，导致了喇嘛教开始传入蒙古。但并没有在民间北接受。1576年，北元俺答汗与索南嘉措会晤，喇嘛教在土默特部和鄂而多斯蒙古部及蒙古北部地区传播。北元时期，由于在蒙古地区黄教大为盛行，庙宇林立，每家每户祭祀神佛像。萨满教逐渐走向衰落，人们供奉的翁衮被喇嘛教的佛像取代，甚至在法律中规定“谁如果看见翁衮要取走。其主人如阻拦不给，罚要他的马

蒙古包建筑不仅是生活技术的建构，也是文化意义的建构，且二者又有关联性。

蒙古包建筑发展中建构起来的技术和文化的一些具体内容和观念，可能已随着游牧经济的衰退，随着蒙古包建筑作为民居已经退出历史的舞台的发生，已经不再对人们发生作用。但它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她所突显出的审美观念、礼仪原则、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开拓精神等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她作为一个民族的族徽仍然印在现代化的各类建筑物上。

从对蒙古包建筑的研究中提升出的知识和技术内容，我们发现有以下方面：

（1）迁徙与草场恢复。游牧民族的食品主要是肉食，如何能让牛羊生长的草地及时得到恢复，牧民通过春夏秋冬不断迁徙，使各处草场得到休养，下一年再继续使用。游牧的生活方式是对大草原的选择，也不是哪草场好就去哪，而是根据季节、气候、草场、牲畜和人的情况，有规律的迁徙的生产、生活方式。

（2）关于蒙古包的稳定性的知识。人们逐渐认识这种菱形的结构却比以往的正方形结构更为稳定，且可以伸缩。这种发现使建筑的动态性，即房屋的结构需要满足可移动、轻便和便于拆卸的要求有了实现的可能。

（3）保证蒙古包的冬暖夏凉的知识。蒙古包搭建在向阳背坡处，以避风雪；夏季则搭建在视野开阔、凉爽通风处，以防暑热。蒙古包外围春冬用毡子，而夏秋就因地而异多用草覆盖。

（4）材料有效利用的知识。不同地区的游牧民族在建筑材料的选择上体现了地域性。这是对自然资源和环境发生变化的认识的直接体现。由于各地的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各地的自然植被不同，所以在哈那的用料方面也有不同。土默特地区哈纳墙选用红柳或者竹木，新疆及阿拉善哈纳墙也多用红柳，而黑龙江毡帐则用桦树或柳，而外围包裹物所用材料各地也不同，春冬用毡子，而夏秋就因地而异多用草覆盖。新疆地区盛产岌岌草，黑龙江地区多用桦皮，呼伦贝尔等东部地区因盛产芦苇，夏秋包芦苇。所以芨芨草、桦皮和芦苇等就成为这些不同地区夏季围墙的材料。另一方面，搭建蒙古包材料，是把建造房屋对自然资源的消耗降到了最底点。修建是不用挖土夯地，拆卸时不会留下废墟，当蒙古包从一个地方搬迁之后，过不久，那里又是绿草如茵，生态很快得到恢复。

（5）圆型对风的承受力和抵御能力要比其他任何形状都优越；墙围成圆形，包顶是半圆形。风雪来临时，包顶不积雪，大雨冲刷包顶不存水。

（6）蒙古包结构的比例关系，哈那高度和椽子长度之比等于天窗直径与椽子长度之比等于0.615；柱高与基底直径比是0。6112；哈那斜高与椽子长度比是0。616。其比例非常接近黄金比例。这种认识的获得是最为神奇。

（7）蒙古包还承载着游牧民族关于力学的知识。图格吉扎布在研究中分析了蒙古包的扣碗形结构及其功能。他认为天窗形成蛋壳结构，相当于大梁，而它本身没什么自重，所以虽然强度不大，却可以稳固地支撑起蒙古包，而且，风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会在蒙古包上空形成一个低压区，所以蒙古包的炉子特别好烧。由于天窗的作用，乌尼杆受的是顺长轴的压力，而不是剪力，所以蒙古包能承受较大的压力。

（8）制毡技术和行业。蒙古包的产生、发展与其它技术如木工、制毡、制铁，防漏防潮等技术是分不开的，但围绕着蒙古包建筑派生出的技术和行业当属制毡技术。由于该建筑的哈那外围主要是毛毡，所以，推动这一技术和行业的发展和兴起。“元朝政府中设有制毡的专门机构，工匠达数千人，制造毡房，地毯和各类不同花色品种的毡，据记载有入药白毡、剪绒花毡、脱罗毡、半入白矾毡、无矾百战、雀毛毡、半青红芽毡、红毡、染青毡、白袜站、白毡胎、回回兼容站、白厚毡等十三种之多。”“覆盖在烟囱上的毛毡他们饰以各种各样的美丽图画。在门口，他们也悬挂绣着多种颜色的图案的毛毡；他们把着色的毛毡缝在其他毛毡上，制成葡萄藤、树、鸟、兽等各种图案”。

这一建筑产生和消失的原因主要在自然和生产方面，或者说是经济的原因。内蒙古地区自远古时期到元朝以前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游牧、寻找草场，逐水草而迁居。为适应这样的生产、生活习俗，北方游牧民族创造出一种活动式毡帐式居住建筑----蒙古包，这一以游动为主的住房便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渐标准化。明末清初中原地区在战争中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再加之频繁的自然灾害以及满族王宫掠夺式的“圈地”，使广大农民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他们为了生存，被迫“走西口”，“闯关东”到蒙古地区垦田谋取生路。从清初开始，大量的农民涌入，并呈逐年上升趋势，开垦大量牧场发展种植业且从清代开始满清政府从开始禁垦蒙地，到禁而不绝，逐渐承认事实，允许在部分蒙地招垦，直到放弃禁垦，实行了“移民实边”，对蒙地进行了全面放垦。而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继承了清末的放垦政策，还变本加厉的执行了“蒙地汉化”的滥垦政策，制定了许多奖励开垦的法令。近百年的垦荒使得游牧经济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蒙古地区的生产方式呈现出了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的格局。从那时起，随着游牧方式的消失，牧民不需要搬家了。在蒙古高原上，筑室而居成为了趋势。蒙古包、牛车甚至马匹已经失去了使用价值。

面论述的是基本标准化了的蒙古包建筑及其反映出的知识和技术水平。考察其历史，蒙古包建筑的材料、结构、内部装饰、形式虽都有一定的变化，但并没有超出经验的范围，并没有更多建筑思想和原理的出现，为什么还那么吸引学者的“眼球”，而且好像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关键之处在于蒙古包不仅是技术的建构、物的文本，更重要的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文本。对其解读，了解在这些地方性知识和技术形成过程中，是如何建构起居住者、宇宙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从实用的角度来看，房屋使得人们能够躲避自然风雨的侵害，但房屋的效果既体现了一些技术的考虑，也体现了文化偏好”

（1）蒙古包是便于迁徙的房子。这种迁徙与中国古代其他民族的选址不同，没有关于房屋的风水原则，而是根据季节、气候、草场、牲畜和人的情况，有规律的迁徙，是游牧人适应自然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绝妙的体现，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习得的关于草地生长知识或者自然观念成为蒙古包建筑的基础。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这也使得他们所受较少人之外的超自然的观念的束缚，形成豪放的性格和民族特性。

（2）蒙古包结构反映宇宙观。蒙古包的形状和结构不完全是技术的选择，也是一种文化的选择。游牧民族生活在茫茫草原上，一望无际，“四周是天地相连的地平线，天地既有距离又相交，还能容纳人类及世间万物于其间，极易产生“天圆地方”的想法”。这是他们产生的最朴素的宇宙观念，这种观念反映在民居上，所以，圆形的围墙和天窗的结构是对天的模仿。

游牧民族早期信仰萨满教，萨满教关于宇宙结构的解释也渗透到蒙古包的结构之中。“萨满教哲学提出两种宇宙结构模式，一是宇宙封闭说，一是宇宙开放说。"para" label-module="para">

（3）蒙古包与生命的联系：蒙古包对于游牧民族的意义不同于其他群居的情况，在游牧经济中，由于草场的载畜量的有限性，采用分散放牧的形式，不同蒙古包间相距甚远。蒙古包成为人们生活的重心，生命存在的依靠。一旦包被毁，则无所依托。无形中蒙古包与人经历了互相渗透的过程，已经浑然一体，不可分割。所以，把蒙古包的组成部分 看作是人的生命的符号。门对应咽喉、灶火对应心脏、天窗对应头。就有了门槛不可踩踏，灶火置于包内中央等的习俗和规则。

（4）蒙古包是编制人与人关系的空间。蒙古包作为民居，它首先为人们提供了安生立命的庇护所，同时给人们以食物和温暖。更为重要的是人从出生起，便生活在通过家庭与外界、老幼、男女分开的空间里，存在于这些关系中规则、暗示和意义，使人习得做人做事的社会普遍认可的方法和态度，而这是一个人社会化的过程。蒙古包内部围绕着灶火划分了不同的空间方位，表达和编制了神圣——世俗，过去——现在，男人——女人，老者——晚辈，自己——外人的关系网。在这个见方不足几十平方米的圆形房子里，人们展开了人与人的伦理关系、社会关系，人与神的神圣关系，在有着共同的心理归属的社会里，人们本着共同的行为规范和谐的生活。

灶火在蒙古包的中央位置，是一个空间关系形成的象征和标志。“它在蒙古包空间形成时起记数点的作用，家庭的全部生活都围绕着这个地点进行”，2首先，以灶火为中心，它的西面为男性场所，男性的生活用品，使用的生产工具，如马鞍、鞭子、嚼子、刷子等，男性一般也坐在西面。在灶火的东侧是女性活动的场所，女性的生活用品，生产时用到的厨具、餐具、奶桶等放在那里，且妇女在房屋的东面落座。蒙古族以西为上，男性区在西而女性区在东的空间格局反映了男女之间的社会地位、劳动分工情况。其次，灶火是现时空间展开的起点，又是历时空间和时间的连结点，“是祖先和后代之间联系的环节”。因为，按照蒙古人的习俗，幼子是一家的火种继承人，他的名字后边加上“斡惕赤斤”的字样，意为火的主人。幼子就是继承父亲最珍贵的财产——火的人，这样，代际之间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一个家庭得以延续，空间和时间以灶火为媒介得到了统一。《史集》：“拖雷除了分到成吉思汗在位时给他的财产、领土，还基本上继承了成吉思汗生前所有的土地、牧场、财产”。

同时，以天窗东西横木为界，即灶火的南方是世俗区，放置生活生产用具，北方为神圣区，供佛拜祖。所以，老者在正北神位或西方，幼者则在老者的下方（南方）。年长的人要爱护年幼的，而年幼的要尊敬年老的。而空间上的规范给这种情感的形成提供了实在的方式。

（5）蒙古包是展现宗教观念和信仰的空间。蒙古包从其产生就与游牧民族的信仰，与她们心中的神是分不开的，如果起初是信仰建构了她的门的开向、形状、颜色、装饰和内部的格局分布。那么，在这些都形成后，信仰赋予毡帐的神圣品质和力量，以一种宗教文化的力量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产生着作用，使历史上形成并流传下来的关于宇宙的知识、对生命的态度以实物的形式，时代相传。同时，通过一样的房屋居住状况和围绕其行开的宗教活动，在一个社会内部的不同人之间形成共同的一致的精神崇拜，这也是一个社会凝聚力、社会秩序形成的基础要素。

萨满教是一种多神崇拜的宗教，有天神崇拜、祖先崇拜、火神崇拜、日月星辰等自然物和自然现象的崇拜。它们的意义又折射在毡帐的形状、结构、内部布局、装饰等实在物上，赋予毡帐的神圣品质和力量。

蒙古包内最为重要的神圣场所之一就是灶火。由于他们崇拜火神，把火作为一个家庭存在和延续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家庭兴旺繁荣的象征。于是，产生了对于燃烧着的火有种种的禁忌。如：不准往火里扔不干净的东西，甚至烟头，不准敲打撑子，不能用剪子碰撞火撑子，不能把锅斜放在火撑子上，不能在火灶旁砍东西等等。这些禁忌，都出自于蒙古族崇拜火的特殊心理，认为激怒了火神会给自己和家族带来恶运。

内部摆设，将蒙古包内部平面化分为九个方位。正对顶圈的中位为火位﹐置有供煮食﹑取暖的火炉﹔火位前面的正前方为包门﹐包门左侧﹐是置放马鞍﹑奶桶的地方﹐右侧则放置案桌﹑橱柜等。火位周围的五五方位﹐沿着木栅整齐地摆放着绘有民族特色的花纹安析木柜木箱。箱柜前面﹐铺著厚厚的毛毯﹐其优点蒙古包看起来外形很小，但包内使用面积却很大。而且室内空气流通（除天窗外，编壁墙底部还有一层围毡，夏天可掀开通风，冬天放下保暖），采光条件好，冬暖夏凉，不怕风吹雨打。半圆形包顶，风雪来临时，包顶不积雪，大雨冲刷包顶不存水，圆形的结构还可以抵御风暴袭击。蒙古包的包门开向东南，既可避开西伯利亚的强冷空气，也沿袭着以日出方向为吉祥的古老传统。而帐内的中央部位，安放着高约二尺的火炉。火炉的东侧放着堆放炊具的碗橱，火炉上方的帐顶开有一个天窗。火炉西边铺着地毡，地毡上摆放矮腿的雕花木桌。包门的两侧悬挂着牧人的马鞭、弓箭、猎枪以及嚼辔之类的用具。帐内的西侧摆放着红漆彩绘木柜，木柜的北角上敬放着佛龛和佛像，佛像前供放着香炉及祭品。

蒙古包各部分之间连接精巧，方便、易建造和拆卸，运输很容易，不易损坏。

建筑反映一个民族的科技水平。蒙古包建筑是北方游牧民族处理人、畜、自然关系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对当地的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和适应自然环境的知识和技术。考证其知识和技术，我们发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理论体系的知识和应用科学理论的技术，而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的技术，技术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而改变物质世界的活动，是基本生活层面的知识和技术。从民俗学、建筑学还是其它角度，对蒙古包建筑的研究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但都涉及到其结构、材料、形状。其结构是有门、哈纳（墙）、奥尼（椽子）、圆形天窗四部分组成。材料：门是木门，哈纳是由细木杆编制成菱形网片，外围是由毡子作的圆形围壁，柳木椽子，还有皮绳和鬃绳。

蒙古包的架设一般是先选好地形，在水草适宜的地方，根据包的大小先画一个圆圈，然后沿着画好的圆圈将预先编制的木条方格(哈纳)架好，包顶顶部再架上固定的天窗(奥尼)支架，一般顶高约4m，周边高约2m，门大多向东或东南开，全包的外部和顶部均由轻质沙柳做成骨架，屋顶以奥尼为中心，绑扎细椽子(乌乃)，呈活动伞盖式，用驼绳绑扎固定，成为一固定的圆形墙壁。圆顶陶敖直径为1．5m，上饰美丽的花纹。包顶外形均是圆锥体，通常用一层或二层乃至多层毛毡或帆布覆盖，最后用一块矩形毛毡把陶敖覆盖以过夜或防雨雪。将哈那和乌乃按圆形衔接在一起绑架好，然后搭上毛毡，用毛绳系牢，便大功告成。两三个人可以在一两个小时内就搭建或拆除一个蒙古包。

蒙古包建筑从材料到结构以及形状，不同于中国古代江南的园林建筑和宫殿建筑，与现代的房屋建筑更有天壤之别。所以，难登传统技术史和建筑技术史的研究的大雅之堂，对它的描述多见于地方风俗录和地方文化的文本中，对它的介绍一般是从自然资源的可利用的方面进行，从这些研究中，使我们感受到游牧民族的生存智慧；还有在文化视野中的研究，把它看作是草原文化的象征。对这种比喻，我们认为游牧民族创造草原文化，它是草原文化的源头。对大多数公众，一提起草原文化，可能首先在脑海里浮现的是蒙古包，象征的比喻有它的逻辑认识的合理性。但草原文化发展到今天，从内容到形式已是多样化的东西，蒙古包更贴切点应该是游牧民族文化的象征，在草原文化中仍有它的痕迹，但已经不是主流的和核心的成分。从学理上笼统地把它看作是草原文化的象征，把它的文化意义放大了，另一方面，有简略或缩小草原文化之嫌。所以，我们认为，对蒙古包建筑研究，无论是从技术水平还是从文化视角研究，都有继续挖掘之处和重新认识的价值蒙古包，蒙古族特有民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