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竹寺窑址位于湘阴县静河镇青湖村十六组，窑址西临湘江哑河（湾河），分布在低矮的丘陵上（图一），1988年11月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世荣研究员领队，与湘阴县博物馆联合对窑址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古发掘，发掘地点位于湾河河边，共开探方八个，出土陶瓷器及残片近两万件，首次揭示了青竹寺窑址的年代和产品特征。

图一 青竹寺窑址周围地貌

2017年11月至2018年5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岳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湘阴县文物旅游局对青竹寺窑址进行考古发掘，清理两处龙窑遗迹和相关的瓷片堆积，其中Y1为东汉龙窑，Y2为清代缸窑，在清理Y2的过程中新发现一座被其打破的东汉龙窑Y4(图二)。

图二 青竹寺窑遗迹位置图

一、东汉龙窑及堆积

1、东汉龙窑Y1

Y1为半地穴式长斜坡龙窑，方向251度。Y1前部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房取土所破坏，保留了中后部，残存长度约7.5米，宽2.7米（图三）。窑壁保存的高度约40厘米，保留的部分均是粘土抹砌的内壁，上部用50×22-12或50×22-14厘米的土坯砖砌筑，窑顶结构不详。窑床坡度大致在19-24度之间，窑床上铺有10～16厘米厚的砂层，残存窑床的前部出土瓷片最多，多生烧。

图三 Y1解剖发掘后

龙窑两侧有数个柱洞，表明当时搭建有简单的棚子。在清理Y1倒塌堆积过程中出土几百片青瓷残片，另有少量硬陶片（图四、图五）。在窑床的中前部出土两块玉璧形垫圈（图六），1988年发掘时出土两百余件，分为玉璧形垫圈和圆形垫饼两类，通过对出土遗物垫烧痕迹的观察，可以看出，玉璧型垫圈或圆形垫饼主要是四系罐之间、四系罐与釜等器物之间的垫隔具。

图四 Y1窑床上保留的瓷片堆积

图五 Y1窑床上保留的瓷片堆积局部

图六 Y1窑床发现的玉璧型垫具

2、东汉龙窑Y4

Y4为半地穴式长斜坡龙窑，窑床前端被清代缸窑Y2及窑门外道路打破，窑床中部被近现代灰坑打破，后部未发掘，保存情况不详，已揭露长度约2.5米，宽2.7米，坡度约15度（图七）。

Y4窑壁由两部分构成，靠近窑底有15厘米高的粘土抹砌的内壁，其上竖砌土坯砖，窑顶不存（图八）。Y4窑砖的尺寸、窑炉的宽度均与Y1一致，窑内出土的瓷片也与Y1大体相同，年代应接近。

图七 被清代缸窑打破的东汉龙窑Y4

图八 东汉龙窑Y4窑壁结构

3、东汉瓷片堆积

青竹寺窑东汉时期的瓷片堆积大多位于窑炉前方的河滩上，因常年河水冲刷及人为采掘，河边的瓷片堆积已很浅，所布的TG1内30～50厘米下即为生土。TG1出土的青瓷器形有罐、洗、釜、鏂等，以罐最多，釜和洗次之，罐的器形丰富多样，有抬肩式四系罐、扁鼓腹四系罐、深腹四系罐等。青瓷器的纹样常见细方格纹、水波纹、连弧纹，另有少量蕉叶纹和鱼纹。青瓷胎体细腻，胎色多呈浅灰或灰白，釉色青绿，少量呈酱褐色，釉层有开片，多有脱釉现象。硬陶胎质呈青灰色，器形主要是罐和器盖等，器身满布麻布纹或方格纹，与青瓷相比，硬陶胎体略粗，采用附近随处可取的粘土烧制而成（图九、图十）。

图九 TG1①层出土的印文硬陶和青瓷器

图十 TG1内DJ1出土的青瓷器

二、学术意义

1、进一步明确了青竹寺窑的兴烧年代。

1988年的发掘分南北两区，北区布三个5米×5米探方，在T1第三层出土的一块细方格纹陶瓷残片上刻有“汉安二年×月廿五日”，汉安二年即公元143年，相当于东汉中期偏晚。此次发掘在TG1内原生地层采集了炭样并送北美Beta实验室进行碳十四测年，两个样品的测年数据为0-130 cal AD（94.2％概率）、66-222 cal AD（95.4％概率），基本处于东汉时期（图十一）。青竹寺窑的产品在长沙及周边东汉中晚期至孙吴时期的遗址或墓葬中多有发现，结合出土器物的类型学分析，青竹寺窑的兴烧年代应在东汉中晚期。

图11 青竹寺窑TG1内瓷片堆积DJ1

2、首次明确了东汉时期岳州窑的窑炉形制 。

青竹寺窑东汉时期的窑炉均为半地穴式长斜坡龙窑，Y1和Y4宽度均为2.7米，窑壁下半部为粘土抹壁，上部以至窑顶以土坯砖砌筑，土坯砖的使用使得窑炉高度的增加成为可能，表明当时龙窑的构筑技术已经相对成熟。浙江先秦时期的龙窑均是粘土龙窑（以粘土构筑窑壁和窑顶），直到东汉三国前后才逐渐过渡到土坯砖砌龙窑，青竹寺窑的窑壁分为粘土和砖砌两部分，似乎正处于由粘土龙窑向土坯砖砌龙窑过渡的阶段。此次东汉龙窑的发现和清理，首次明确了东汉时期岳州窑的窑炉形态，进一步完善了岳州窑的发展序列，为研究长江中游地区成熟青瓷的起源和龙窑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资料。

3、基本弄清了汉晋时期岳州窑产品的装烧方式。

青竹寺窑使用玉璧型垫圈或圆形垫饼作为部分产品之间的垫隔具，通过叠烧的方式提高产量，不见支烧具。在青竹寺窑发现的垫隔具有两种材质，一种为灰白色瓷胎质，胎体细腻，用于垫隔青瓷，另一种为硬陶质，用于垫隔釜、罐等印纹硬陶（图十二）。玉璧型垫圈目前仅见于青竹寺窑和百梅窑的巷子口窑区，巷子口的玉璧形垫圈已很少见，很可能这种垫隔具由青竹寺窑发明，被百梅窑巷子口窑区所沿用。

图十二 2017年青竹寺窑TG1①层出土的垫具

青竹寺窑的大多数器物口沿刮釉，施釉不及底，很可能已开始使用对口套烧的方法，这种方法在百梅窑巷子口窑区的晚期阶段大量使用，对口套烧可以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避免窑灰对青瓷釉面的污染，进而提高青瓷的质量，其原理已与后来的匣钵相接近，为两晋时期匣钵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图十三）。

图十三 2017年青竹寺窑TG1出土器物的垫隔痕迹

4、青竹寺窑印纹硬陶和青瓷混烧是湘江下游由陶向瓷过渡的重要见证。

在东汉龙窑Y1窑内堆积中发现的陶瓷残片，绝大多数为青瓷，另有少量印纹硬陶，硬陶和青瓷的产品组合有所不同，硬陶的器形主要是釜和罐，而青瓷产品的种类要丰富的多，表明青竹寺窑正处于印纹硬陶与青瓷混烧向专烧青瓷过渡的阶段。青瓷胎体细腻，釉色莹润，釉层均匀，产品质量远远高于2017年湘江中游新发现的三国时期大浦窑的产品，再次证明湘江下游是长江中游技术最为成熟的早期青瓷起源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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