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白瓷皮囊壶出土数量不多，但件件制作精美，代表了唐代白瓷最高工艺与艺术水平，体现了唐代白瓷独有的雍容、饱满与恢宏气度。下面通过对资料整理与研究，详细介绍几件出土唐代白瓷皮囊壶。

造型忠于皮囊容器

唐代白瓷皮囊壶的制作工艺相当纯熟，基本特征为：腹身肥硕，下宽上窄，腹宽大于腹高，平底，带有横梁。壶口上本均应置有竖插盖，惜难以保存而存世稀罕。之所以称作皮囊壶，是因它的器形仿自北方游牧民族的皮囊容器，主要功用是作为酒器或水器。具体而言，唐代白瓷皮囊壶可分为两种形制：

一种是柱尾、高提梁、鼓腹型，即高提梁，弧度陡些，梁后为圆柱形的尾饰，腹部圆鼓。

唐代白瓷皮囊壶，1996年河北省故城县出土，现藏于河北省衡水市文物管理处

以1996年出土于河北省故城县的这件为代表。壶高24厘米，底径10.3厘米，口径2.9厘米，梁高5.7厘米。胎质洁白细腻，釉色白中微泛青，釉面光润。凤首形盖，凤眼点黑釉，短流，半圆形提梁，鼓腹，饼状实足。腹身整体饰凸起的仿皮囊缝合线，前后腹部饰鞍形图案，左右两侧贴塑有花朵纹。造型优美，装饰华丽，工艺精湛。

另一种是鸭尾、矮提梁、鼓腹型，即提梁矮些，弧度缓些，梁后为上翘的鸭子尾巴形状的尾饰，腹部圆鼓。

唐代白瓷皮囊壶，1956年陕西省西安市西郊白家口出土，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以1956年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白家口出土的邢窑白瓷皮囊壶为代表。壶高16.2厘米，口径2.4厘米。灰白胎，细密坚致。通体施白釉，釉面匀净、光润。壶身上扁下圆，平底。竖直管状口，环形提梁。壶身两侧为仿皮囊缝合的起线装饰，上部饰花叶纹鞍鞯。整体忠实模仿，细节讲究，线条干净利落，富有韵律感。

两种造型的白瓷皮囊壶，均未脱离皮质容器的基本面貌，属于北方创新瓷器造型之一，独具北方民族生活情趣与艺术特色。

装饰技法多变

唐代白瓷大多为素面，无装饰的居多，但就皮囊壶而言则是个例外。出于要忠实于皮囊容器原作的缘故，其造型讲究，图案精美，技法多样，仿制效果惟妙惟肖。具体解析如下：

1.用堆贴凸线技法表现缝合线装饰

堆贴凸线是胎装饰的一种常见技法。其具体做法是：完成制坯，待器坯稍干后，以瓷泥条堆贴于器表，然后在器表施透明釉入窑烧成。白瓷皮囊壶为了真实表现真皮质感则运用了此法。

唐代白瓷皮囊壶，1980年河北省临城县祁村窑址出土，现藏于河北省临城县文物保管所

典型如1996年河北省故城县出土的这件白瓷皮囊壶，扁圆的壶身犹如三片皮页连缀而成，流、提梁、尾及腹身的转折连缀处均装饰以堆贴凸线纹，凸线上还模仿真皮囊壶刻划出缝合的针脚线，褶皱自然，形象逼真。

采用堆贴凸线纹表现皮囊壶上的缝合线

2.用贴花技法表现图案与铆钉装饰

贴花也称贴塑。其具体做法是：在胎坯未干时，将模印或刻划出的花纹泥片，用泥浆贴于器胎表面，然后施透明釉入窑烧成。贴花技法在唐代白瓷皮囊壶上普遍运用，其中尤以陕西省西安市东郊沙坡砖厂出土的这件白瓷皮囊壶最具代表性。

唐代白瓷皮囊壶，1996年陕西省西安市东郊沙坡砖厂出土，现藏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壶身侧面采用的装饰即为模印贴花技法，花纹完全忠实真皮质地的皮囊壶图案，铆钉装饰效果更是十分逼真。

采用贴花表现皮囊壶上的图案与铆钉

3.用戳印技法表现背披花毯图案

戳印，一般只是作为地纹出现，有时也与刻花与印花技法相结合。其具体做法是：在胎体未干时用尖状工具直接在瓷坯上戳出花纹或先制作出戳形花纹范，然后在瓷坯上印拍，其印痕为凹下的阴纹，最后施透明釉入窑烧成。唐代白瓷皮囊壶上即采用了此技法，典型如1996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郊沙坡砖厂的这件白瓷皮囊壶，腹部采用戳印技法制作圆圈联珠纹、方形几何纹等，真实再现了背批花毯上的精致图案。

采用戳印技法表现皮囊壶上的背披花毯

4.用减地浮雕技法表现鞍鞯图案

减地浮雕，即浅浮雕，其具体做法是：先用刀具在瓷坯上划出主体图案的轮廓线或刻出主体图案，再将线外的地子剔去一层，使纹饰凸出，具有立体感。唐代邢窑白瓷皮囊壶运用此法表现的马背鞍鞯，图案凸起，极具立体效果。

采用减地浮雕技法表现皮囊壶上的鞍鞯

5.用刻划技法表现花纹装饰细节

刻划，即刻花与划花的二者结合。相比较而言，划花线条细浅柔和，而刻花则刻痕深且粗，线条刚劲有力。这种技法在唐代白瓷皮囊壶上也有较多运用。典型如1980年河北省临城县祁村窑址出土的这件白瓷皮囊壶，腹部两面三道三角形纹饰和密布在三道纹饰之中的斜线纹、交线纹以及环绕在三道纹饰之外的叶状纹、花状纹等，皆是由扁形刻刀或梳篦齿形刻刀刻划而成。

用刻划技法表现皮囊壶上的图案细节

另外，1996年出土于河北省故城县与1996年陕西省西安市东郊沙坡砖厂的两件白瓷皮囊壶，腹部模仿真皮质皮囊壶缝合针脚线的地方也都使用的是刻划技法，效果逼真写实。

6.用捏塑、点彩技法表现凤首形器盖

捏塑，顾名思义，即用手捏而成，唐代较为普及。各地窑址与唐代墓葬中经常出土有捏塑作品，除了人物，还有猴、羊等小动物。唐代白瓷皮囊壶上的凤首形器盖，整体即以捏塑手法塑造而成。同时，还采用点彩法表现动物的眼睛，造型准确，形象逼真。典型如1996年河北省故城县出土的这件白瓷皮囊壶上的凤首形器盖，其凤首眼睛点染的黑彩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使得整个器物显得活灵活现。

用捏塑、点彩技法表现凤首形器盖

目前研究表明，上述出土的唐代白瓷皮囊壶与1980年河北省临城县祁村窑址出土白瓷皮囊壶标本质地、造型、风格相似，因此推测它们的产地为邢窑。

邢窑自唐末五代衰落后，堪称经典的白瓷皮囊壶也随之消失，但工艺继续传播与发展，产地也由河北扩展至内蒙，以缸瓦窑为代表的辽代白瓷皮囊壶，不仅成为契丹民族独特造型之一，还在文化上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的大批金银器中，有一件皮囊式的马镫壶。这件壶，除形制特殊、花纹精美外，还反映了李唐统治从兴盛走向衰落的历程，因而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致。

皮囊式银壶高18.5厘米，口径2.3厘米。造型采用了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携带的皮囊和马镫之综合形状。扁圆形的壶身顶端一角，开有竖筒状的小壶口，上置覆莲瓣式的壶盖。盖顶和弓状的壶柄以麦穗银链相连，壶身下焊有椭圆形圈足。这种仿制皮囊壶的形式，既便于军旅外出时携带，又便于日常生活的使用，表现了唐代工匠的匠心独运。银白色的壶上，弓状的提梁、覆莲瓣式的壶盖，以及壶身所饰腾跃的骏马，均鎏上一层黄灿灿的金色，与壶体交相辉映，色调格外和谐富丽。

马镫式壶，在辽金时代的古墓中常有发现，但在唐代金银器中还是首次见到。这种形制的壶，考古学家一般把它认为是契丹文化的代表器物。契丹民族出现于4世纪初，其根据地以今西喇木伦河和老哈河为中心，约占有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大部分地区。在唐代，它是中国东北方的少数民族之一。唐代前期政治统一，各族关系空前发展，因此，终唐一代契丹和李唐都有着密切关系。大量汉族劳动人民移入契丹，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契丹有了农业、冶铁和纺织。同时，契丹文化也被吸收、融合，皮囊式马镫银壶在唐长安京城的出土，正是汉族和契丹等各族人民文化交流的显证。

马镫壶身的两面，以模压手法，每面有一匹翘首鼓尾、衔杯匐拜的骏马。这就是唐玄宗时有名的舞马形象。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后期，越发骄奢淫逸，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银壶上的马就是为李隆基祝寿的舞马。

关于舞马，《旧唐书·音乐志》《太平御览》中都有记载。有的说舞马有四百蹄，还有说千匹之多。李隆基亲自训练舞马，并把它们分为左右两部。毎匹马还有“某家宠”“某骄”的名字。每年八月初，李隆基生日时，则给这些舞马披上锦绣衣服，颈部挂上黄色的金铃，鬃毛上系着贵重的珠玉，按照“倾盃乐”的节拍，跳舞祝寿。高潮时，舞马还跃上三层高的板床抃旋转如飞，周旋益妙。有时，还让壮士把床举起，让马在床上表演舞姿。而穿着淡黄衫、系着文玉带的姿色秀美的少年乐工，则站在周围为舞马伴奏。

现代还原“舞马衔杯”

唐代许多人曾写下了有关舞马的诗词。做过李隆基的宰相的张说，就留下十多首舞马词。他在《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中曾说：“圣皇至德与天齐，天马来仪自海西。腕足徐行拜 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髤髵奋鬣时蹲踏，鼓怒骧身忽上跻。更有衔杯终宴曲，垂头掉尾醉如泥。”壶上的舞马正是在“衔杯终宴曲”之时，做着“徐行拜两膝”的姿态。张说是屡次亲睹过舞马祝寿场面的人，在诗词中描写了舞马纵横应节、徐行跪拜的舞姿。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叙述了舞马在终曲之时，衔杯敬酒、垂头如泥之神态，这是许多志书史乘上没有记载的，而恰与银壶舞马是一致的。

张说诗作于开元十八年 （730），舞马一直到天宝十五年( 756 ) 还存在，说明以舞马祝寿最少有二十五年之久。但这表面四海升平的景象，却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渔阳鼙鼓打破了李唐统治者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大唐帝国从此走向了衰落。

天宝年间，安禄山一身兼任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权势日增，骄恣横行，为了夺取中央政权，于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发动了武装叛乱。天宝十五年六月攻陷长安，李隆基仓皇逃至四川。由于安禄山在天宝初年曾见过舞马祝寿，入京后控数十匹归范阳。安禄山败亡，舞马转为其大将田承嗣所有。一天，军中宴乐，舞马应节而舞，饲马军士视为妖孽，田承嗣命军士鞭挞而死。从此，舞马祝寿仅成为中晚唐诗人的回忆诗料了。

（舞马衔杯纹银壶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

资料来源：《中华国宝图典》，贺云翱主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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