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3月26日报道（文/金灿荣 孙西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深入认识当前世界形势的发展演变特点，辨识机遇与挑战，将有助于准确把握我国所处的历史新方位，从而抓稳抓好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本文将探讨未来十年世界政治的十大发展趋势，解读中国应对未来世界格局变化的对策。

2016年4月，中国工程师和肯尼亚工人在蒙内铁路蒙巴萨西站工地上施工。蒙内铁路由中交集团总承包，中国路桥承建，连接东非最大港口蒙巴萨和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潘思危 摄）

世界政治十大发展趋势

一、大国关系更加严峻

大国关系在国际关系中最为重要，未来十年的大国关系将更加复杂。本文中的大国（含国家集团）指中国、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印度。未来这六个大国的行为方式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搞好内部事务；二是尽量搞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三是推进本国的国际议程。

在国际关系领域，未来的大国关系将异常复杂，纵横捭阖的程度不断加深。就中国而言，未来的中俄关系和中欧关系大致是稳定的，比较难处理的是中美、中日、中印三对双边关系。在中美关系方面，随着中美实力日益趋近，美国将会越来越紧张，对我们的反应也会越来越不那么从容。随着中美力量趋同，美国日益把中国视为其霸权挑战者，两国关系将更难处理。

在中日关系方面，日本或许是世界上最不愿接受中国崛起的国家，因为它有别国没有的两种对华心理。一是愚蠢的种族主义，二是深刻的犯罪感。随着中国对日本的全面超越，日本强烈的犯罪感使其不愿接受这一现实。

在中印关系方面，印度自诩为南亚霸主，不愿意接受中国影响力在印度洋和南亚增强的事实。中印存在边界争端，印度相对于中国的总体实力劣势和前沿部署优势使其对华心态十分矛盾。此外，中印在客观上都处于崛起的过程中，具有战略竞争的态势。因此，中印关系今后也将比较复杂。

二、世界走向“两超多强”

未来的世界格局，不会一直保持目前“一超多强”的状态，也不会成为我们期待的“多极世界”，更不会变成美国希望的“单极世界”，而是一种“两超多强”的局面。

这种判断的依据在于以下三点：首先是美国“一超”地位难以撼动。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综合国力遥遥领先，军费开支和经济总量均为其后十余个国家相应数额之和，至今没有一个国家的实力可以与之抗衡。欧盟作为一个国家集团，经济总量与美国不相上下，但军事力量和行动能力大打折扣，无法成为独立的“一极”。

其次是中国向超级大国进发。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长期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状态，国家综合实力大大增强，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60%。综合考虑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速，中国是唯一与美国缩小差距的国家，同时中美两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也在不断加大，这意味着中国将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

再次是一些大国（含国家集团）能保持强国的地位。对于俄罗斯、欧盟、日本和印度而言，尽管它们无法在经济实力或综合国力上缩小与中美的差距，但仍能保持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地位，主要原因在于它们拥有各自明显的优势或特长。例如，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核武库是很多国家无法企及的，欧盟和日本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印度具有保持较快经济增速潜力。

三、中等强国表现突出

未来十年，我们需要更重视某些中等强国的作用，如越南、印度尼西亚、伊朗和土耳其等。

越南拥有将近1亿人，这使它具有工业化的人口条件。越南实行了土地改革，这是国家现代化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印度尼西亚处于亚太地区或印太地区的核心位置，这里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作为两国近邻的印尼无疑会从中印的竞争与合作中受益。

伊朗是一个拥有悠久文明的国家，文化底蕴深厚，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较大。伊朗是伊斯兰世界中少有的工业国家，目前的总体发展态势不错。伊朗将作为一股独立的中东力量继续发挥作用。

土耳其地处欧亚连接处，在中东地区具有独特作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很有抱负，将给中东带来很多变数。

四、区域分化更加严重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讲，未来十年世界各地的形势发展更加分化。北美和澳大利亚会非常稳定。欧洲和东亚的内部矛盾都很多，但是由于它们的管理能力比较强，也能够保持稳定。中东会比过去更乱，因为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矛盾更尖锐，另一个变数是库尔德人，土耳其和伊朗会更活跃。非洲的情况可能会有所好转，但非洲国家还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拉美的政局始终不稳定，但它们的外溢效应不是很大。南亚未来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而印度最大的问题在于现代政治结构与前现代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印度需要进行社会改造和土地改革，但这是很难完成的任务。

五、全球治理赤字扩大

未来十年，世界经济的动力依然不足，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会出现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的博弈。例如，中印等新兴国家高举自由贸易大旗，要求开放市场，发达国家却开始举起公平贸易的旗子，强调同等开放。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一个强调自由贸易，一个强调公平贸易，表面上是规则之争，实际上是利益之争。

过去30年全球化发展一直在加速，但未来十年全球化将会放缓，还会出现全球治理赤字。一方面，全球化遇到的一些老问题还会存在，如贫富分化、资源不足、恐怖主义等。另一方面，网络问题、气候变化等新问题日益突出。美国和欧洲原本是全球治理的主要提供者，现在全球治理的需求上升了，它们的供给能力却下降了，就出现了全球治理赤字，未来这个问题将会更严重。

六、科技与产业提升加速

在科技与产业方面，中国科研投入每年的增长率约为15%，但美国基本上是停滞的，特朗普还要削减。总体上，世界各国的科研投入在增加，今后的新科技成果仍会增加，新业态将不断出现。第四次工业革命仍处于酝酿中，我们能够想到的主要领域包括新材料、生命科学、人工智能、量子和新能源五个方向。应该说，美国在这五大领域都是做得最好的，属于第一梯队。中国已经进入第二梯队，与欧洲和日本处于同一个层次，甚至比它们还要强一点。印度和俄罗斯属于第三梯队，基本特点是重在参与。其他国家属于第四梯队。未来十年，中国很可能在第二梯队把欧洲和日本甩在后面，于是形成中美在未来科技和产业中双强竞争的态势。

七、竞争领域不断增加

随着人类开发领域的不断增加，各国竞争的领域也会不断增加。未来将出现许多新的国际竞争领域，如网络、极地、太空、深海。也就是说，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陆海空之外，各国将在这四个方向展开新的博弈。

八、政治稳定更加困难

现在西方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主流分化、民粹和精英分化，特朗普现象和英国脱欧体现了西方社会中民粹与精英的矛盾。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代表右翼的特朗普和代表左翼的桑德斯同样引人关注，左右两派泾渭分明。从英国、美国和欧洲的选举中可以看出：民粹与精英，左与右，实业与虚拟经济的三大矛盾十分突出。

发展中国家很多处于城市化进程中，而城市化本身可能带来政治上的冲突。中产阶级扩大、教育普及等都是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问题，但是它都有政治上的压力。另外还有网络的影响，网络会带来两个世界，一个现实世界，一个虚拟世界。虚拟世界中有很极端的东西，迷恋虚拟世界的人容易变得极端。

九、文明冲突交织进行

未来十年，世界政治将在内部文明冲突与外部文明冲突中交织进行。内部文明冲突主要集中在欧洲，因为欧洲集聚的难民越来越多，这会引发欧洲主流社会的反弹。美国也会有内部文明冲突，但基本是可控的。外部文明冲突主要体现在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

十、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

非传统安全问题涉及许多领域，但未来十年将会更加严峻，如移民、难民问题、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除此之外，还有不少非传统安全问题，它们的发展趋势不尽相同。在社会思潮方面，极端化的趋势较为明显。在粮食安全方面，这一问题会得到缓解。以人类现在的粮食种植技术和现有的耕地，地球上可以养活150亿人。世界人口目前估计大约为76亿，按理说不应该存在饿肚子的问题，但现实中有8.6亿人吃不饱饭，主要在非洲和拉美，这是全球治理失败的案例。

中国近年来开始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中国是行政能力超强的国家，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更强一些。随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程度提高，粮食安全问题将得到缓解。在资源开发与利用方面，目前难有定论，我们只能说有两个趋势同时并存。一方面，中国工业化、印度工业化和部分非洲国家工业化会带来资源需求的增加，或将导致资源紧张。另一方面，技术进步、特别是中国的技术进步，也可能使资源问题得到缓解。这两股力量在竞争，我们期待可再生能源的增速超过资源需求的增速。

中国外交理念不断创新

面对世界政局的上述发展趋势，十八大之后，中国外交指导思想开始从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转变，外交风格变得更加积极进取，开始更多地就国际事务主动提出倡议，中国的外交理念也在不断创新，并丰富细化，更加放眼全球。

过去五年间中国提出的外交理念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面向全球、面向未来的，主要包括四个概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开放型世界经济、新型全球伙伴网络。第二个层次针对具体问题，比如针对中美关系提出新型大国关系；针对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的诸多猜忌，提出“亲诚惠容”理念；针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提出正确的义利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走出一条跟西方不一样的援助之路；针对亚洲的复杂安全形势，提出亚洲新安全观，即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及可持续安全。其他还有新海洋观、总体安全观等很多具体的理念。

十九大以后，中国参与国际事务会更加坚定，目标更加明确。我们的目标就是“双构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中国会以更高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但在推进我们的议程时会更稳一点。可以说，前一阶段是大开大合，比如成立亚投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把主张提出来，所以声势比较大。现在更重要的是把已经提出的倡议、理念逐步落实。 （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