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袁野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袁野

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袁野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袁野认为建筑师的机会蕴藏在大时代背景里，互联网时代摧毁了传统观念里很多固有的思想，打破了人们认识的局限性，也打开了建筑师设计的一片新天地。

热闹的未必都是好的

记者：现在乡土建筑项目非常火热，但多数是政府和开发商的行为，可能很多农民并不愿意接受新的建造格局，他们会认为厨房就应该在东边，厕所就应该在屋外。对此设计师会怎么办？

袁野：这涉及到两方面，一是农民的民居设计，另一个是乡村公共空间的设计。公共空间设计的自由度比较大，而真正给农民设计的住宅，要直接面对他们的需求，除了满足功能，更多的是对乡村生活的理解是否到位，对于习惯于在城市里设计住宅的建筑师来说，是一个挑战。

开发商的投资行为当然还是为了投资回报，这无可厚非，毕竟改善当地农民生活不是他们的义务。但如果为了赚钱而不顾农民利益，最终也很难实现他们的投资意图，所以开发商也必须兼顾经济和社会两方面的利益。

记者：我听说有的开发商拿到地后会先对原有民居进行平整，再仿建附近村庄的民宅，您怎么看待这种行为？

袁野：中国人做事往往都是一股风，什么热闹上什么，所以这几年乡建非常热，农村开发模式逐渐与城市类似，这种大面积的新乡土建筑的建设确实让人担心。开发商讲求效率，建筑师也是，多数建筑师只是看见别人那样做就觉得自己也可以做，就去了，并没有真正在农村搞研究。建筑师受服务属性的限制，有时候干的都是些“助纣为虐”的事，所以我觉得整个传统建筑行业已经开始走向没落。美国、欧洲等发达地区，建筑设计行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很小，有点像艺术设计，中国也在往这个方向走，只不过我们的建筑师存量还太多，需要一次大浪淘沙，留下那些有天赋的、有热情的，出类拔萃的人才。

乡土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才形成它所固有的气质，短时间内一大群人进入，建造了一些完全不搭的房子，后果会怎么样难以想象。农村的环境很脆弱，不像城市有那么强的容纳力，比如北京，环境这么糟糕，堵车、雾霾，仍然有大批的人留在这里生活，城市还在高速运行。乡村则不可以，民风民俗和自然环境一旦被破坏就很难修复。

可以说政府没有尽到义务，没把农村建设好，虽然大力推广新农村建设，建了大量的楼房，让农民上楼。农民上楼后得到的顶多是一个平面，一二百平米的居住面积，而原来整个村落，整个自然环境都是他们的，房前是菜园，屋后是田地，老人在路边悠闲散步，搬上高楼这一切就都消失了。这种现象在城里同样存在，街道不是居民的，老人小孩不能在街道上自由散步玩耍，只有小区里的公共空间还相对好一些。现在政府提出拆围墙，首先我支持拆围墙，我的博士写的就是关于城市住区的边界问题研究，不过拆围墙涉及到的问题确实很复杂，不是简单地把物质的围墙拆掉就完事了。

在我印象里我国是在80年代初开始大批量建造楼房，那时候的小区很少有围墙，有围墙的也允许人进入。后来的商品房时代，开发商为了突出小区的商品特征，把小区封闭起来作为一个卖点。当然社会阶层的分化和不稳定的社会治安状况也是主要因素之一。这里还有土地制度和城市管理模式的问题。中国人的内向的民族性格也在起作用。封闭居住小区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阶段，造成社会割裂，社会阶层差异扩大后自然要化解，因此要通过规划的方式让不同阶层的人住在一起，逐步建立社会的和谐。

建筑设计与导演是相通的

记者：既然您觉得建筑设计开始走向没落，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一行呢？

袁野：我的第一愿望是当导演，当年考大学时就有考学院的想法，但那时候学院不在我们那招生，后来想选个又文又理的科目，就选了建筑学。这个说来也巧，高二时我经常会在午饭后到我们市里的新华书店看书，偶然间看到《环境艺术》这本杂志，是创刊号，据说也只出了这一期就停刊了。其中有一篇是张永和老师写的《与建筑》，那时张老师好像还在美国读研究生。瞬间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发现这两者居然还有关系，后来就报考了建筑学，并喜欢上了建筑设计。从这个角度讲，张永和算是我的启蒙老师。

记者：您喜欢哪种戏剧形式，中式西式，传统还是现代？

袁野：不管是传统戏剧还是当代戏剧或者，我都很喜欢，都从中汲取了很多设计灵感。我认为建筑师在生成一个作品的过程中经常需要运用戏剧导演或者导演的思维方式。举个例子，我设计的唐山地震遗址公园，当时在设计纪念墙和纪念之路时，我就考虑一个画面，用长镜头追着一个人，他（她）骑着自行车从废墟上一路骑下来，经过纪念墙逐渐消失。冯小刚导演在《唐山大地震》中就用了这样的镜头：一个老人骑着自行车掠过纪念墙，墙上的名字逐渐消失，老人也逐渐消失。这几乎就是按照我当初的设想拍摄的画面，可能好的建筑师和好的导演在艺术创作上本身就是相通的。如果能重新选择当导演，我也肯定是个好导演。（笑）

唐山地震遗址公园

有一本书叫《走向质朴戏剧》，作者所理解的质朴戏剧就是指一个空荡的舞台，一个人从上面走过，这就是戏剧。建筑与戏剧创作类似，其实也是对生活的提炼，我们设计的空间其实都是日常生活中有的，只不过是经过我们重新提炼，把人的行为变得不那么日常，多了点仪式感。我一直都希望在我的建筑里呈现一定的故事感，做一个设计就是在讲一个故事。我逐渐发现自己在做设计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找寻原风景，要么是有意识的，要么是下意识的。

记者：我感觉设计师好像是一个挺被动的职业，经常会被甲方要求做这做那的修改，那您如何在甲方的要求之下保持您的初心，讲述您想讲的故事？

袁野：甲方确实太重要了，我这些年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甲方，有的在心理层面上跟我比较契合，双方比较容易达成共识，有的就不一样，此时要进行一些变通，也会做一定的妥协，把故事讲成他喜欢的样子。我们相当于是甲方的外脑、智囊，帮助甲方实现他们的想法，同时也实现我们自己的想法，不然太亏了。

故事能否讲好关键看设计师本身对项目的看法是否清晰，逻辑性是否强大，是否具有说服力。否则甲方为什么要听你的？

记者：您每次对自己想讲的故事思路都很清晰吗？会不会出现混沌不清的情况？会不会有些故事您也不想讲？

袁野：每一个我讲述的故事思路都是清晰的，确实也遇到过不想讲述的故事，那就干脆放弃了。比如甲方希望做官式建筑，而我想做得更朴实自然，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就放弃。有些项目我认为经过调整还可以继续的，就做下去了，到最后还是发现跟自己想象的差异太大，都不愿承认是自己的作品。我想绝大多数建筑师都有很多作品是他们自己不愿承认的。（笑）

人要正确地认识自我，尤其是我国这种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下培养出来的建筑师，大都是被大量烂活逐渐培养起来的，不可能每个建筑作品都是精品。

机遇蕴藏在时代大背景里

记者：您刚才也提到了，现在行业不景气，建筑师素质也良莠不齐，那未来建筑师该怎么寻求自身发展？

袁野：我认为互联网是个好东西，它把过去我们认为冠冕堂皇的东西都给瓦解了，建筑也不再讲求政治性，社会上出现了大量为满足人们日常生活和情感需求而建造的建筑。中世纪的建筑师都想设计大教堂，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建筑师的机遇是设计银行、商场之类的建筑，美国中产阶级兴起后，赖特又设计了大量的别墅和小住宅……也就是说建筑师的机会是蕴藏在大时代背景里的。中国由于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政府投资的大型公共项目是前些年建筑师的精力所系，房地产的兴旺也使得大型住区和商品住宅成为设计市场的主流。这种现象在互联网时代里会有所转变，建筑项目将更关注人的日常生活。

前两天我刚看过一篇文章，赵晓钧写的，讲建筑设计行业未来的四个发展方向，我非常认同：

第一个方向是掌握产品，建筑师可以发明一款软件或某种产品，靠掌握产品知识产权以及销售的增值来实现自身价值。

第二种是创意咨询，充当甲方外脑，靠出卖智慧和思想实现投资人的诉求和自己的设计理想，同时获得相应的回报。但不能出卖灵魂，这个是底线，不能干助纣为虐的事。

第三种是成为某一个门类的专家，比如医疗建筑设计专家，这种需要创意但又不是纯创意性的，需要在某一个门类有精深的研究。

最后一种就是常规的画图匠了，毕竟活儿还是需要有人来做。我个人和我的工作室更倾向于第二种和第三种发展方向，提供思想和专业服务，帮助那些愿意掏钱的人实现他们的梦想，当然，还有我们自己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