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到来之前，石门坎和周围所有的苗族村落一样，不仅贫穷，文化也十分落后。当时，附近苗寨里几乎找不出一个人能数到两位数。几个寨子里才能找出一两个老人懂汉语，这些老人很受欢迎，因为所有人上街赶场都要接上他们，充当翻译。
1905年，直到英国传教士柏格理开始在石
门坎兴建学校，并于第二年开始招生，开启了让当地人耳目一新的教育。 这里兴建了威宁县第一所中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双语教学学校，开了男女学生同校的先河，修起了贵州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球场。这里有过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和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这里是中国境内首次发现和报告地方性氟病的地点。这让石门坎变成学者笔下的“西南苗族文化最高区”和“中国西南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柏格理为石门坎带来了西式的现代文化教育。尽管已经过去了几十年，这个贫穷小村里仍然能碰到英语能力很强的老人。
关于伯格理办学校的事情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当时，他向当地的彝族首领要一块地，说只需要“一张牛皮”大小就可以。首领以为微不足道，答应把这块地送给他，这位牧师于是将牛皮割成细条，最后围起来的土地足有80多亩。
这座最初只有一个“初小班”的学校，逐步发展扩大。到1912年，学校已经发展成一个完善的小学，设有高级、初级班以及男女两部，并取名为“光华小学”。柏格理还在学校后面建造了宿舍、礼堂、游泳池、运动场等这些当地人完全陌生的新鲜事物。但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冬季穿的都是单薄衣裤和草鞋，上课时有的同学只得提上个暖手的木炭火炉，夜间，一床薄羊毛毡半边做垫半边盖，寒冷难眠；夏天，一吹熄灯号，壁蚤成群结队，咬得人难以入睡。
教书之外，石门坎推行平民教育，帮助人们脱盲。当时，三分之二的青壮年大花苗人，都能通读朱焕章编写的《苗民夜课读本》。
除了办学校，柏格理还着手整理苗族文字和文化。当时，苗族并没有文字，人们靠着古代歌谣传承历史故事。柏格理会同精通英文的苗汉知识分子，潜心研究，经过几次失败，终于为苗族创立了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文字分“小字母”和“大字母”，用小字母表示声调，里头包含常见的拉丁字母，以及自创的几何图形。柏格理还研究了当地苗族的服装，从传统服饰纹样中获得灵感。这套文字在许多村寨沿用下来，直到今天。
伯格理把自己热爱的足球运动带到了石门坎，这让石门坎人的足球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远近闻名。
除此之外，伯格理还重视体育精神，30年代的石门坎有着完全按照现代标准设置的运动会，这成为石门坎在当时最引人注目之处。无论是柏格理还是他的继任者，都在发展教育、文化、技术、经济的同时，把体育放在很高的位置。学校除了开设有文艺课、体育课，还开展足球、篮球、乒乓球、排球、游泳、爬山、拔河、田径、骑马、舞蹈、歌舞等多项活动。
1934年，驻扎在昭通的贵州省第三绥靖区司令杨森，听说了石门坎足球队的名声，专门带着他的军人足球队前来比赛，结果输了两场，赢了一场。临走时，这名司令员硬是带走了当地的几名球员。
1932年，石门坎的运动会已经开到第21届，贵州、云南、湖南、四川等地的100多支运动队前来参加，连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威宁县县长雷新民也亲临现场。有人略作统计，发现比赛内容包括学生团体操、田径、跳远、跳高、撑竿跳高、三级跳远、掷铁饼、标枪、足球，高年级的国术十三路弹腿、拳术等。
到1934年，第23届石门坎运动会，吸引了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的群众，足有两万多人。
这样的辉煌，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当时，贵州省毕节地区参加国家和省足球比赛的队伍中，有一半以上的队员出自石门坎。当地许多人坚信，在1936年举办的柏林奥运会上，中国足球队中就有来自石门坎的队员，而在1959的国家足球队里，石门坎人也不在少数。
石门坎学校第三任校长朱焕章编写的《苗民夜课读本》中，有识字，有劝学，有幽默诙谐的小故事，还有农业选种、耕种知识，文字接近口语，通俗活泼。其中“分工合作”一课中写道：“农人种稻麦，裁缝做衣服，工人造房子，商人通有无，大家分工，大家合作，人类的生活才能满足。”插图栩栩如生，一目了然，识字和传授经济学常识兼而有之。
除了教授现代知识，光华学校的教育者们重视在当地开展乡土教育和实业教育。石门坎乡村教会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推广部成立的时候，苗族人王明基拟定《推广实施大纲》，包括成立生产合作社，试办小规模农场、民众教育和协助乡村卫生事业等，推广部还组建了毛纺厂，普及织布技术；大批苗族青年被送往外地，学习各种外来技术。
当石门坎学校第一批苗族学生小学毕业时，柏格理决定选择其中的优秀学生送到大城市深造。1913年，石门坎破天荒派一批小“留学生”到成都学习，他们毕业后全部回到了石门，并成为当地第一代苗族教师。此后，这个传统延续下来。在这个过去从没有过现代教育的地方，一批又一批孩子出发到城市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
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光华学校变成了一座拥有小学和中学的现代学校。20世纪的上半叶，这里的毕业生，有很多考取过硕士生、博士生，其中有10多人曾担任省部级的高官。
从石门坎走出的第一批小学毕业生开始，返乡教学几乎成为所有石门坎学生的选择。他们往往外出攻读本科甚至博士学位，然后回到学校教书。一份统计资料显示，“文革”前，石门坎学校的历任校长，都曾是该校毕业生，而且都有本科以上学历。
石门坎学校第三任校长朱焕章曾卖马送学生出去继续深造，在这样的表率下，众多学子义无反顾地返回石门坎，再由石门坎源源不断地把学生输送到石门坎以外的苗族地区，使贫穷的石门坎得以成为苗族的文化中心、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人才中心。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硕士张有轮谢绝母校的挽留，回到石门坎教书；博士张超轮毕业后，曾放弃大城市大医院的工作，回到石门坎行医，为苗人治病。
在这些教师的熏陶下，石门坎的学校里朝气蓬勃，这从石门坎教师亲手创作的劝学励志歌《书读不好我不回头》：“世上无难事，只怕不用心，书读不好，我不回头，再苦再累，定要学深学透。”中可见一斑。而每当客人来访，全校都要礼貌地迎送二三里地，师生们不卑不亢，粗茶淡饭以招待宾客。
这样的风气，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初。当时，县城的两所中学都停办了，石门坎中学也面临教会津贴中断、政府还没接管的窘境。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差不多一年时间，但是石门坎上空的读书声一天都没断过。
石门坎的交通并不发达，即使在2011年，贵州的公路网也很少延伸到石门坎。但在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事例来讲述石门坎的发达程度：如果要从国外寄信到石门坎，只需要在信封上写下“中国石门坎”的地址，邮差就能把信件准确地送到这里。
毕业生还在当地建起麻风病院，开了中国西南部人道对待传染病患者之先河。直到今天，仍有患者住在那里。经过几年努力，到上世纪40年代，石门坎已经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现代化社区。在这个山村中，有医院、游泳池、麻风病院、孤儿院，人们开辟了果园，建起了手工业和农业实业推广部，甚至有邮政代办所。
然而，从1949年开始石门坎这个地方，就像从一个抛物线的角度又往下跌落。如果说它的起点是1904年，到现在110年。我把这110分为前后50年，从1904年伯格理进去到1949年，这个抛物线一直向上，石门坎地区文明程度提高，教育程度提高，苗族人的生活水平提高等等从1949年的时候，抛物线开始向下。
1949年以后，石门坎文化圈被污名化，扣上两顶帽子。一个是西方文化侵略的基地，把基督教的传播定位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另外一个是西方间谍的活动中心，说这个地方有西方的特务。然后石门坎这个地区就变成了阶级斗争最激烈、最复杂的一个地方。从50年代初期起，这里勒令基督徒还俗，驱赶外国传教士，对本土的传教士，通过杀，关，管的方式严惩，几乎让这个宗教信仰体系崩溃。
信仰体系的崩溃直接导致文化的退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到了1989年，曾经做过一次调查。我们1979年就改革开放，1989年改革开放十年了，石门坎是什么状态呢？1989年的调查，这个地方十个人共一床棉被，儿童失学率达到88%，因为贫困而接受救济的家庭达到98%。文盲达到80%，贫穷和落后是非常惊人的，石门坎重新被边缘化。
前一个阶段，是基督教信仰和现代文明已经渗透到这个地方，是从愚昧到文明，从没有信仰到虔诚信仰的阶段。本来是“拉屎都不长蛆”的地方变成文明高地，靠的是信仰和文化，但是把这两个抽走之后，这个地方就再次回到愚昧、从富裕回到贫穷。
所以，从人类学，教育学，宗教学等等的角度来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石门坎都是一个活的标本，这个标本在说明，我们的社会什么时候有了精神信仰，什么时候有了文化，有了文明，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发生变化，这个社区就会发生变化。反过头来也是一样，什么时候当这个社会丧失的信仰，丧失了文明，整天搞阶级斗争，包括在文革期间发生了基督徒在山洞里面祈祷，被民兵杀死，甚至孕妇被杀死的惨案。所以石门坎是一个在我看来，一个非常典型的社会标本。
石门坎是对全世界的文明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标本，昭示的是信仰和文化如何改变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