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衡山路十二号精品酒店
2012年，当崭新的上海衡山路十二号精品酒店，出现在这片上海最负盛名的历史街区时，并不显得格格不入。这栋砖红色的五层建筑，静静地隐立在街道旁茂密的法国梧桐之侧，波澜不惊，反倒和周围一众近百年的欧式花园洋房有些相得益彰。
这是瑞士建筑大师马里奥·博塔(Mario Botta)在上海的首个作品。站在衡山路一眼望去，建筑外观犹如长方形的盒子，但经过门廊，酒店内部又是另一番景象。跃入眼帘的是巨大的椭圆形中央庭院花园，院内草木萋萋，流水潺潺，阳光从空中洒下，一直透至地下二层的室内游泳池。客房环绕中庭分布，每一个房间的窗户都打造成“取景框”的样子，透过窗户所呈现的庭院风景则是博塔留给客人独一无二的“明信片”。
简洁的几何线条、精致的砖饰面、明亮的自然光线，都是博塔最擅长的建筑元素。但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将建筑与所处地区的历史文化融合起来。
为了保持街区一贯的红砖绿荫，擅长红砖墙面的博塔，特意从意大利进口了2 万多块天然赤陶砖，按不同角度排列在外墙表面，形成独特的陶板幕墙。白天，阳光从陶板之间的缝隙穿透进室内，形成虚实光影;晚上，室内灯光则通过陶板间隙渗透出室外，令整个建筑就像一个会发光的盒子。
博塔极力捕捉这个街区的特色，在都市中心、历史街区开辟出如此的绿洲，与周围富有情调的街巷、历史悠久的洋房别墅、精致迷人的餐厅、店铺和画廊相映成趣。他为此兴奋：“这是在上海其他街区，或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所不能得到的独特的体验。”
“建筑应该在历史、文化和所处时代的地理学中自我消耗，同时获取不同的含义，这就是它的财富。”马里奥·博塔很早就为建筑做了这样的定义。这位意大利理性主义和欧洲现代主义的代表建筑师，擅长将欧洲严谨的手工艺传统、历史文化底蕴、瑞士提挈诺的地域特征与时代精神展现在建筑作品之中。在他看来，建筑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物，而是和所处的地域、历史和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他在过去50 多年的建筑生涯中贯彻始终的。
“建筑，绝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功能性，那只是输入，建筑还需要文化的输出。真正的建筑，是通过建筑本身讲述这个城市的历史和人文文化。它一定要能够保存很久的，要能够传到下一代，向下一代讲述我们这一代的故事。”站在演讲台上的博塔一头蓬松微卷的白发，鼻梁上架着招牌的圆形边框眼镜，说着一口优雅的意大利语，活像一个卡通人物。
就像其他外国建筑师一般，博塔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随着衡山路十二号精品酒店和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建成，他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在随后也即将完工。他的事务所在中国设立了办公室，运营着多个项目，仅在建的就有广州西溪湿地别墅、无锡的别墅、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南昌陶瓷博物馆。他认为，中国近年来发生巨变，对建筑设计怀有迫切的期望和需求。
有人趁机问他如何看待中国现时奇奇怪怪的建筑，博塔坦率的回应引来现场大笑：“必须要说，我在中国的街道上走一走，有很多奇怪的建筑。但因为建筑是社会的反映，有奇怪的建筑存在，可能这个社会也有点奇怪。”随后他直接进入主题，“所以我觉得，未来建筑师有两大使命，第一就是考虑将新的建筑和周围的社会更好地平衡起来，第二就是建筑师要通过自己的新建筑来反映这个地域的文化和特色。”
马里奥·博塔
马里奥·博塔的启蒙老师提塔·卡罗尼(Tita Carloni)说过：“几乎所有的建筑师都会把他们的理论以格言的形式打包，试图来阐明他们设计建筑的方法。博塔不是理论家，倒像是一个经验主义思考者，他很幸运地保有强烈的理想主义作风。相比系统性地整理自己的思考而言，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以美学、伦理学，或者就是纯粹的创造渴望来解释他的作品。”
古朴的墙面、几何图形线条、中心对称布局，成为马里奥·博塔最突出的建筑语言，彰显着他根植于心的欧洲古典主义美学观念，古朴端庄。
他精心维护了传统的以几何图形为本的设计原则，将圆、方、三角形等几何形状进行不同比例的组合重构，营造出别致的建筑形式，因为他相信这种简洁明快的方式为人们提供了直接阅读建筑的机会。封闭的砖墙立面和用减法处理的内部空间则加强了这种几何感。而严格的中心对称布局，无疑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秩序感和古典精神。这一点，无论是在意大利赛利亚特的乔瓦尼二十三世主教教堂和中心，还是奥地利齐勒谷“Garnet”小教堂，抑或是仍在中国建造的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均展露无遗。
而这一切都是表达光线的一种手段。博塔强调，几何形体是在空间中获得秩序和平衡的辅助手段。“表面上我在按照几何规则做项目，但事实上我在寻找和表现光。”“对称并非一种审美怪癖，而是用来控制光线的方法。”
博塔深信：“建筑真正的发电机是光，没有光，就没有空间。”这种对光线的追求，源于路易斯·康，却在博塔的巧思下得到新的体现。顶部采光是他惯用的手法。“这主要是从功能上考虑。我想用自然光线，能让人处在建筑的群体当中，感受到日出日落，感受到时间的流逝，犹如人的一生。”
从教堂到博物馆
事实上，在博塔的建筑世界里，他探索的不仅仅是传统形式对建筑无限的变幻，更是人与大地之间的关系。他希望，除了建筑的功能性外，人们能够把建筑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从中体验到一种内在的情感，通过建筑本身得到自身价值的判断。
“建筑并不是单纯的建筑，是从社会出发，也要回归于社会的，一定要考虑人、社会和建筑的关系。”博塔告诉我们。他追求将建筑与人性、历史的联系，作为人们最基本的需求——宗教场所教堂无疑是博塔诠释这种建筑语言的最佳地点。
在瑞士南部的阿尔卑斯山脉脚下，树木茂密，蒙哥诺村就坐落在玛吉亚山谷之中，几乎与世隔绝。然而一次雪崩，打破了这里的宁静，毁坏了许多村舍和矗立了两个世纪的老教堂。面对这个“凋零”的环境，博塔思考了建筑与大自然无穷力量的关系。他选择以厚重的灰白相间的巨石打造圆柱形墙体，屋顶被一个倾斜的玻璃平面横切，使室内空间向天空无限延展。这个简洁的几何表达，把古老建筑的精髓展现无遗，同时也改变了传统基督教建筑“封闭”的象征，满足了人们希望“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独立并升华出来”的要求，把人们带到一个与上帝进行平等交流的场所。
而在阿尔贝·佛帕的高山之间，博塔的手势则变得平和而舒展。圣·玛利亚小教堂和上端的廊桥，犹如一片防御城墙横跨在巍峨的塔玛罗山上。博塔用纯粹的几何线条将教堂和周围的山脉做了有机延展，两者互相对应。一束强烈的天顶光线溢满教堂的半圆形后殿，同时照射在由恩佐·古齐在墙上创作的呈祷告状的双手图案上。教堂是企业家艾吉迪奥·卡塔内奥为纪念亲人所建，他希望借助这一方式，庆祝自己能利用建筑来体现人类的本能，而非只是代表建筑本身。博塔成功地将宗教的价值和艺术的价值结合起来，“任何进入到这个空间里的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上帝。”
对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校园的西姆巴利斯塔犹太教堂和希伯来遗产中心，博塔则设计了从事两项活动的同一建筑。位于同一底座的犹太教堂和会议厅分属两个外观相同的城塔，分别承担着祈祷和文化碰撞两种不同又特殊的用途。他以此具有相同表面价值的建筑形象，来展现建筑的双重功能，即在同一时间内创造出一个可满足宗教和世俗需求的空间。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堂作为城市中心的地位逐渐削弱。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的短短几十年间，世界各地涌现了如雨后春笋般的艺术博物馆。博塔直言当代艺术博物馆取代了过去教堂的功能，成为实现共同精神价值的空间。“博物馆是呈现对立、供奉伟大灵性的场所。人们参观当代艺术博物馆，从而阅读世界，了解几代艺术家如何阐释世界的矛盾。”
设计意大利罗维莱托历史街区的玛特现代与当代艺术博物馆时，博塔将周围两座 18 世纪的宫殿规划在内，利用巨大的玻璃钢结构天井，覆盖博物馆门前巨大的广场，包括展览馆、图书馆、礼堂、咖啡厅等不同空间，满足市民的不同需求。
在美国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设计中，博塔将红色的方形建筑和浅灰横条纹的圆柱体切面矗立在高楼密布的城市中心，分别与身旁的建筑和远处的高楼隔空对话。这是他试图在旧金山营造一个风格鲜明的地标性建筑，将简洁性与复杂性相融合。
博塔始终强调，建筑师必定具有设计博物馆的雄心，因为这是一个静默和祈祷的场所，还保有持久性和永恒性。“虽然这个社会变得非常快，所有东西都在变，还是有不变的存在，比如博物馆、大剧院。”
建筑作为变量中的恒量
能经历时间考验的建筑必定有伟大的历史。博塔回忆走在衡山路的日子，尽管周围在变，他仍然能从那些建筑中感受到一些城市的历史。“建筑师用建筑的方式表现出一种历史。虽然社会在变，但我们做建筑的还是要尽力让建筑成为历史的一种表现形式，成为变量中的恒量。”
博塔很早就旗帜鲜明地批判现代主义的情感缺失。面对越来越多标新立异的现代建筑耸立城市之间，他有些无奈：“好多现代建筑太重视外形、尖端的技术，注重这些表面的东西，却没有反映现代真正的需求。真正好的现代主义建筑，应该是要呼应整个当代的需求。”
在博塔看来，建筑师真正的客户是历史，没有过去，就没有任何新的解决办法。对于现代建筑要创造单一的建筑语言，去掉国家的束缚的观点，他直摇头：“这是一个悲哀的想法!虽然世界越来越小，但最终每个国家还是要保持自己的特点。虽然大家说上海、纽约很像，但在上海生活和纽约生活很不一样。不仅是光线不一样，文化、地域、人文风情都是不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