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部分西方媒体围绕央行降准，并推测随后可能降息等举措，大肆宣扬我国正在或即将推行“中国版QE”。这种论调既混淆了常规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区别，也缺乏对我国货币基本情况的认知了解，更误读了预调微调的真实意图。
QE主要是指中央银行在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后，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数量供给的一种大规模刺激政策。与利率杠杆等传统工具不同，量化宽松一般在降息等常规价格手段上没空间，即“零下界”时才不得已实施，其实质是变相“印票子”。与正常的公开市场操作相比，QE所涉政府债券，不仅金额庞大，而且周期较长，调控目标主要是为了保持长期低利率。实施这一政策的央行一般还会发布“前瞻性指引”，承诺宽松将持续相当长时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少西方发达国家就推出了多轮量化宽松来刺激经济发展。至于提振效果如何，看法不一，但其进入或退出都会对他国经济形成冲击，却是不容否认的。
我国M2余额长期处于120万亿元上下，今年3月末为127.53万亿元，同比增长11.6%，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适度，利率调节空间充裕，货币政策“工具箱”还有不少“弹药”尚未打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我国有必要使用QE对经济进行强刺激，更没有证据显示货币政策的基调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从近期央行一系列预调微调动作看，无论是逆回购，还是降息降准，以及一季度使用的中期借贷便利、常备借贷便利、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等，其目的主要都是为了引导资金利率合理下行，降低融资成本，对需要金融支持的实体经济“精准滴灌”，从而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并非大水漫灌，与量化宽松丝毫沾不上边。
如今，预调微调效果已有所显现。据统计，在货币增量保持稳定的情况下，今年3月末，我国企业融资成本为6.83%，比上年末下降12个基点，比上年同期下降50个基点。
开动“印钞机”并非解决所有棘手问题的良方。现在我国金融领域的最紧迫问题是与实体经济“脱节”问题，是对经济转型升级支持不够的问题。为此，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把握好度，注意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针对性的要求。当前，我国既有价格调整的空间，也有数量调整的余地，利率也不在“零下界”区间内。未来稳健的货币政策如何微调，要根据结构调整的需要、经济新常态的状态来判断实施，并不是别的国家用了量化宽松，我们就要“跟风”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