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坛机场的建立
《天坛公园简介》云：从清代灭亡到北京解放前夕，天坛还连遭两次较大的破坏（1911年反动军阀张勋辫子军驻扎；1948年国民党驻军开辟飞机场）。辛亥革命后，北京市民曾多次要求开放天坛。1913年曾发行过专供外国人游览天坛的“介绍券”，1915年虽正式辟为游览场所（袁世凯曾勉强开放天坛），但不久由于袁称帝祭天，外坛开放又随之停止。天坛全部开放，是在袁死后的1918年，此时才正式改名天坛公园，对外售票，是为天坛开放之始。1935年的北平政府曾把外坛辟为森林公园。
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北平守军司令傅作义在1948年年底曾在北平市区修建了二座简易飞机场，用于外逃，天坛机场和东单机场，因当时南苑机场和西苑机场已经被林彪聂荣臻部队占领。
目前不少文章在回忆这两座飞机场时，建设时间和使用时间有不同的论点。有人说，先建了天坛机场，因为这里已经被围城的解放军炮火控制了，所以由建了东单飞机场。但有一个观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东单飞机场使用过，而天坛飞机场没有使用，北平就和平解放了。
笔者从地理位置上分析，1948年年底解放军围城部队占领了大北窑和南苑马家堡火车站，对东单飞机场和天坛飞机场的火力控制距离是相同的。所以，笔者认为，二座飞机场是同时修建的，没有先后建设之说。
为什么在东单飞机场每天有几十架次国民党飞机从这里自由起飞，这是毛泽东林彪和傅作义的谈判代表达成的“默契”，允许一部分国民党高级军官逃离北平，特别是监视傅作义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傅作义巴不得他们赶快走呢。
1949年1月19日，《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签字，规定自1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休战前一天下午，傅作义召集“剿总”副参谋长以上官员及所属各兵团司令、军长开会，宣布和谈协议。居仁堂一片沉默，突然有人哭起来，是那种嚎啕痛哭，边哭边有人叫：“对不起领袖呀！对不起领袖呀！”就在当天，他们对不起的领袖宣布下野，回溪口老家了。
下野前，蒋介石致电傅作义，希望看在相处多年的份上，准许蒋派飞机接走中央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武器。1月23日清晨，中央军第19军军长李文等军师团以上军官200多人，在东单机场乘两架飞机，飞去南京。东单机场跑道很短，解放军打一炮他们就跑不了。但解放军没有打，因为傅作义的夫人和孩子还在重庆，放李文他们走也算一种交换。
1948年冬，中共发起了平津战役，原载绥远的华北剿共绥远总司令董其武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宣布北平和平解放。董其武在归绥从收音机里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时，又惊又喜，既兴奋又不安，同时又令他感到疑惑：“绥远属傅作义起家的地方，为什么《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初步协议》上对绥远只字未提？我已经追随傅将军21年了，难道他能不管我们吗？”他马上给北平傅作义处打电话，要求派飞机接他去北平。
1949年1月22日董其武的专机抵北平东单机场后，直接到中南海居仁堂见傅作义。傅作义说道：“你来得正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给你谈谈。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我拼着三个‘死’下的决心。一是，和共产党打了几年仗，不谅解我的人，可能要打死我；二是，北平的中统、军统特务很多，他们随时可能杀害我；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可能会打死我。我是拼着三个‘死’，决心走和平的道路。我也不是不能走，蒋介石先后派蒋纬国、郑介民、徐永昌等来平，劝我大军南撤。蒋纬国还带来蒋的亲笔信，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同时美国海军也派人来北平，劝我直接接受美援，我当即表示：我们中国的事情，中国人办得了。”傅作义还语重心长地对董其武说，“现在时局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人民的要求，这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和平的道路，走人民的道路。”董其武其实早就明白了这些道理，他当即表示：“就是拼三个死、四个死，我也要追随您走和平之路。”傅作义赞许地说：“绥远问题，等我到西柏坡见了毛主席，再做安排。”经过这次谈话，绥远的去向基本上定下来了，剩下的就是通过什么方式达到目的问题了。23日董其武一回到绥远，就暗中为起义做准备工作，终于实现了与“和平解放北平”方式不仅相同的“和平解放绥远”模式。
1949年1月23日李文等中央军高级将领逃离北平和1月22日董其武将军为和平解放绥远乘飞机到达北平，是东单临时机场最后起飞和降落的二架国民党飞机。
笔者母亲是1949年1月22日随绥远教会医院院长搭乘董其武那架军用飞机飞抵达北平的，自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城，我是1949年11月12日出生在北京的。
母亲曾告诉我，董其武把飞机后半部分的座椅拆了，飞机上装了几十个大麻袋。军用飞机速度很慢，在云层里上下颠簸，母亲只好坐在飞机地板上手搂着大麻袋，一摸就知道，里面装的都是“袁大头”。
下面照片是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停留在东单机场的二辆教练机的照片。
据北平市工务局档案记载：1948年12月18日，北平军民合作委员会奉市长手谕在天坛开阔地带建临时飞机场。机场位于天坛南部外坛旧林场，介于内外坛墙及南部东西坛墙之间，占地达440亩，所占区域东西长、南北狭。飞机跑道为东西向。开工后，由军民合作委员会督导各区保所出民夫，会同军方部队积极铲平地基，扒毁南坛墙200余米，炸毁明代所建石牌坊两座，房屋十余间，并逐渐砍伐所有大小树株。其已砍倒之树株，均堆置于南北两旁。经北平警备司令部布告，所有机场内伐倒树木均交由北平市军民合作委员会全权平均分配，但该委员会并未与坛庙事务所联络。天坛管理员、事务所保管股员及技士经与该委员会天坛机场负责人洽询伐倒树木数量。仅按天坛旧有树木数量估计，约计松柏树1500株，杂树500株。至于实际数字，实无法清查。时宛平县长王冷斋叹曰:“苍松翠柏势凌云，谁料今朝付斧斤。古木千年遭厄运，比邻父老泪纷纷。”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砍伐的，就用炸药进行爆破，隆隆之声半月不绝。
《北京通史》（中国书店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8卷第5章第4节《北京的交通》称：“……北京和平解放前夕，南苑机场、西苑机场均被人民解放军占领。困守北平的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决定在北平城内先后修建两个临时机场。一是在永定门以东、天坛以南，称天坛机场。后因该机场接近城外，容易受到解放军炮火轰击，很不安全，便在东单南又紧急修了一个小型机场，称东单机场。”
《北京晚报》2009年1月31日第20版曾以《见证：为送情报舍命穿越雷区》为题，报道了年近87岁、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1943年即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离休干部刘光人的口述历史。当时具有傅系机关报《平明日报》军政要闻部首席记者身分的刘光人，于1948年12月25日陪同傅的“北平城防司令”楚溪春视察到天坛时，发现了正在修建中的“天坛机场”。刘遂于次日（12月26日）带着“特别通行证”，骑自行车从西直门出城，“在白石桥一带穿过雷区”，成功地将情报送交给“青龙桥解放军的总部机关”。
刘光人老人在另一次采访中，在谈到陪楚溪春视察西直门、广安门等处的城墙防御后说：“视察的最后一天（12月25日），我们来到了天坛公园……在公园的最南端靠近城墙的地方，我看到很多参天古树，不是被伐倒，就是被连根拔起，我很疑惑地问楚溪春：‘这么好的树，为什么都砍了？’楚溪春在我耳边小声说：‘我们要在这儿修一个秘密机场。’原来，北平的机场在城外，解放军围城后被占领了，傅作义又派人在东单修了一个临时机场，但这个临时机场过于暴露，随时有被解放军炮火封锁的危险，所以他又准备在天坛公园的南边修一个秘密机场，以便逃跑之用……”由此可见“东单机场”使用在先，而“天坛机场”到1948年12月底还在“伐树放树”之中，此后还要清理树根、平整场地、再碾压成碎石跑道（当时的北平，连以燃煤为动力的压路机也没有几台），哪一项也不是10天半月所能完成的。而此时距“和平协议”的正式签订，已不足20天了。倒是刘光人老人在接受采访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更证明了“天坛机场”未曾建成就胎死腹中了。刘光人在汇报完“傅作义的城防、环城马路和‘天坛机场’”等情报后，接待他的“平西情报站”站长刘景平说：“天坛机场的事非常重要，会立即通报围城部队。第二天（12月27日），我（刘光人）从德胜门返回北平……就在我回城的当天，解放军的围城部队往傅作义的秘密机场打了两发炮弹，以此告诉他，你的秘密机场已无秘密可言了。”
《北京通史》称“天坛机场”的位置，在“永定门以东、天坛以南”。但从现场实地看，永定门城墙与天坛南坛墙之间尚有百米左右宽的中间地带，但因两墙之间形成的是东西向的沟糟状地形，是修机场的大忌，估计当时施工的具体位置应是在天坛南坛墙以北的地区。但这一地块恰恰是参天古树的密集区，因之又带来了施工的难度，这也就是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刘光人在现场所看到的“伐树放树”等情景。相比之下，“东单机场”的修建要容易得多，无需清障、无需伐树放树、无需平整碾压，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把它围起来，设置些标识，就可以使用。关于“东单机场”开始使用的时间，在我记忆中是在天气还不太冷的初冬，约12月中旬前后，它的存在和实际使用时间不足两个月。
天坛南里38栋简易楼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的城市规划中天坛的周边是绿地，但是由于财力有限，一直没有实施。
不久，天坛西边内墙与外墙之间的地方被卫生部药监局、北京市卫生局、崇文区卫生局占用，建起卫生部药检所、天坛医院、卫生部出版社和印刷厂，还有从锡拉胡同前来的北京市口腔医院，以及崇文区卫生局党校。从60年代建起职工宿舍楼，包括天坛西里北区11栋、天坛西里南区11栋、康复南里4栋，统称天坛西里，总共26栋职工宿舍楼，其中包括19栋简易楼。
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崇文区在天坛南边内墙与外墙之间搭起了几十座“炼钢炉”。1959年以后这里成为几家大卫的临时库房区，主要是储存建筑材料。1965年中央决定在北京修建地铁，这里成为北京市地铁工程局的材料库，还搭建了上百间平房职工宿舍。
在1968年以后的二年时间里，这里盖起38栋简易楼，现在叫天坛南里中区和东区，就是在1948年年底傅作义修建的天坛飞机场空地上兴建的。
在2012年北京市政府拟办的实事中，除了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改造工程以外，和市区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882栋简易楼拆除的事儿了。这些简易楼由于已经超过设计使用年限，存在安全隐患，因此需拆除。
为了配合北京中轴线“申遗”， 天坛周边65栋简易楼2012年内率先启动拆除。
天坛周边65栋简易楼，包括天坛东里8栋、天坛西里19栋和天坛南里38栋，总建筑面积达9万平方米，涉及数千户居民。这些居民一律外迁，外迁地点在东四环路外的王四营和垡头地区。
天坛南里的38栋简易楼是分二次盖起来的，率先盖的是18栋“地铁宿舍楼”。
1968年北京修建地铁（现在的地铁1号线），大量铁路建设者从全国各地云集到北京，为了安置地铁建设者的家属，原地铁工程局在天坛南、护城河北侧，原来堆放挖掘地铁土方的地方，利用短短的半年时间，盖起18栋简易楼，楼高三层，附近居民叫地铁宿舍楼。
所谓简易楼，其实就是摞在一起的平房，没有暖气，没有阳台，使用公厕。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地震后考虑到简易楼抗震差，铁道兵15师（此时地铁工程局已经改编为铁道兵15师）紧急对楼房进行了加固。所谓加固，就是使用钢筋，将楼房贯通后将两端固定。
1976年唐山地震发生后，居民们纷纷在搂在空地搭建起了地震棚，后来，地震警报解除，可是居民并没有拆掉地震棚，而是不断翻建，逐步将地震棚建成了违章住房。特别是一楼的住户，私自把窗户拆改成门口，将违章房与住房连接为一体。
1982年中央军委决定撤销基建工程兵编制，10个师交给铁道部，成立铁道部中铁工程局。修建北京地铁的基建工程兵2个师集体转业北京市，2万多官兵组建北京城建集团，天坛南里的18栋简易楼现在的产权单位是城建集团。
“地铁宿舍楼”共有18栋简易楼，现分布在天坛南里西区（西区4、5、9、10、14、15号楼）和中区（中区1、2、3、4、5、6、7、8、9、10、11、12号楼），楼高3层，中区1－6号楼每栋3个单元，7－12栋每栋4个单元。西区4、5、9、10号楼每栋4个单元，14、15栋每栋5个单元，所有楼都是每个单元住12户。总共816户。
天坛南里其余的20栋简易楼，是1970年崇文区房管局盖的，用于解决崇文区企事业单位的住房困难户，楼高四层，没有厨房，每层设公共卫生间。
此外，天坛南里西区1—20号和永定门西街1—8号总共有28栋六层楼，分为天坛南里西区20栋和永定门内东街沿街8栋，是1979年盖的，产权单位是北京市房管局。这28栋楼是为北京市落实文革私房政策办公室盖的（简称“落实私房办”），1980年全部建成，施工单位是北京市建工局第五建筑公司，使用的是最优质的建筑材料，现在这批楼房的水泥地面还平整光滑。居住居民基本都是有来头的，是由“落实私房办”统一安排的。楼里住了大批高级知识分子，还有1975年最后一批（第七批）“特赦”的原国民党少将以上的战争罪犯留京人员。
（转自新浪博客：ruiren49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