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
提问时间:上面这面五色旗代表着什么?
答案就是:
北洋政府时期的“五色旗”,
寓意“五族共和”。
来,让度娘给咱普及一下五色旗:
五色旗是清朝海军的官旗。武昌起义次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发布《安民布告》规定国旗为五色旗,此后北洋政府亦沿用五色旗。袁世凯称帝时曾废除五色旗,改“中华帝国国旗”,但不久后便在各地的讨伐声中宣布取消帝制。“东北易帜”后,张学良摘下五色旗,挂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并宣布归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整个20世纪,
从社会认识的复杂性来讲,
没有任何一个时段可以超过北洋军阀。
这一时期,
是帝制的终结和“共和”的开始。
由于中央威权的崩塌,
带来了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和失序,
另一面也带来了
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多元和自由。
这样的环境给处于社会权力顶端的各色军阀提供了极大的发挥空间,他们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按照各自不同的认识思考行为做事,甚至展开社会试验。
接下来连续两周的大视野,
会为大家呈现吴佩孚,段祺瑞,
孙传芳,阎锡山,陈炯明,刘文辉,
曹锟,张作霖,冯国璋,黎元洪
等十位人物,
尽可能还原一个多面立体的北洋军阀。
1
登上《时代》的吴佩孚
1924年9月,吴佩孚登上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被称为中国最强者,他拥兵25万,势力从黄河流域延伸到长江流域,成为继袁世凯和段祺瑞之后,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也是被国际国内各种力量寄予厚望,认为最有可能统一中国的人物。然而仅仅一个月后,这位中国最强者就从高峰跌落低谷,在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作战中几乎全军覆没,三年后,又在与南方的国民革命军交战中彻底失利,孤身一人,退居四川。
卢沟桥事变
1937年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日本人迅速地占领了平津地区河北,偌大的华北需要一个统一有效的政权来组织管理,这是日本占领华北后面临的首要问题,组建一个符合日方利益的傀儡政权是当务之急。土肥原贤二密集组织亲日派力量,说服吴佩孚出山。
康狄
历史研究学者
日本就是希望在中国选取第一流的人物来成立傀儡政府,替日本统治在中国广大的占领区。日本人的想法呢,一开始是希望由吴佩孚来掌管军事,由唐绍仪来掌管政治。
日本人对吴佩孚的拉拢,引起了南方蒋介石政府的警惕,他们担心吴佩孚步唐绍仪等人后尘,接受日本人的利用,出任伪政府职务。因此,蒋介石也派出政府要员,拜访吴佩孚,力劝吴佩孚去南方政府任职。然而,吴佩孚却拒绝了蒋介石政府的邀请。
唐锡彤
历史文化学者
他骨子里是不认可国民党的。他对国民党呢,曾经说我们不是一路上的人。第二呢,以他的性格,以他当年的显赫地位,他不愿意在蒋介石的手下寄人篱下,给人当顾问他都不愿意。
土肥原贤二
关上了和蒋介石合作这道大门,吴佩孚就等于为日本方面留了一道门缝。结果正如土肥原贤二所料,吴佩孚并没有拒绝谈判。但他开出的条件却使得双方谈判迟迟未能达成一致。1939年,随着日本在中国的战果不断扩大,必须需要一个统一的政府来领导侵占区。土肥原贤二通过北平媒体,制造出吴佩孚准备出山的假消息,并主动为吴佩孚准备了一场新闻发布会,逼迫他公开与日方的合作。
唐锡彤
历史文化学者
土肥原确实是办法都用尽了。最后一招就是开个记者发布会,逼吴佩孚来表态,说我要出山。所以给他准备了一个稿子,这个稿子主旨内容就是要吴佩孚声明:我要维护中日和平。
1939年1月30日,各路媒体记者齐聚吴府,来见证中日亲善的一场大戏,吴佩孚与日本人的合作。出乎日本人意料的是,吴佩孚出场后,并没有按照既定程序行事。
康狄
历史研究学者
他不按照日本人给他的讲话稿来念。他自己张口就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基本上就是阐述了日本人需要退出中国,如果要他出山,必须给他实际的权力、实际的兵力、实际的地盘这样的想法。
晚年的吴佩孚
由于当时日本邀请来了许多国际性的媒体,吴佩孚的发言也在全世界发布开来。对此,日本方面气急败坏,合作的大门也因此关闭。从此,政治便与这位英雄绝了缘。
2
黎元洪
在民国初年的中国政坛上,黎元洪是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一生风云际会,频频光顾于国家权力顶峰,却始终位尊而言轻,职高而权小。与此同时,关于他的历史评价,口碑两极:既因孙中山尊其“民国第一伟人”被推上神坛;也因“柔懦误国”、“背叛革命”而被涂以污名。论及黎元洪身上的种种矛盾性,有一件事始终难以绕过,正是它,让黎元洪的声誉一落千丈,也让世人得以窥见黎元洪矛盾命途背后的真正原因。
武昌起义纪念雕像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经过一夜激战,11日凌晨,革命党人攻克了湖广总督衙门,华中腹地武昌,一夜之间改旗易帜,成了革命党人的天下。然而,武昌首义猝然而发,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高层领袖,当时均不在武汉三镇。参加起义的革命军人,多为湖北新军中的低层军官和士兵,亦无人有资望领衔革命军。首义告捷,革命却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而在此时,黎元洪被革命党一致推举为湖北军政府大都督,然而由于害怕引火烧身,黎元洪躲进了下属谢国超的家中。据说,当革命党找到他时,他吓得连声说道:“余带兵十余年,自问待汝等不薄,何与余为难也?!”
张振武
由于在革命面前踌躇不前,黎元洪也被革命党内部戏称为“床下都督”。这其中就有张振武。 思想极其激进的张振武,曾因鼓吹反清革命,几遭逮捕。武昌起义时,他变卖祖产,筹措革命经费。因此,对于黎元洪的踌躇,一心革命的张振武无法理解。
武昌起义发生一个多月后,南方十七省相继独立,清朝政权受到撼动。随即,以袁世凯为首的清廷实力派开始出现分化,他们挟革命党与清廷谈判,最终迫使清帝退位。辛亥革命历时短短四个月,中国便重新进入和平。革命党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合法的政权。在随之而来的权力分配中,袁世凯的北洋系,孙中山、黄兴的同盟会革命系占据了重要位置,而武昌首义的新军革命派,则被边缘化。为了照顾湖北革命党人,黎元洪被作为代表当选副总统,这本身就是三方力量平衡的结果。但没想到,这一结果恰恰刺激了湖北革命党人。
张永久
历史文化学者
张振武这个人脾气比较刚烈,他多次在各种场合说:黎元洪这个都督的位置是我们革命党给他的,他根本不配这个位置。这样的话,搞的黎元洪很难堪。
南北和谈以清帝退位,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而告终。身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兼湖北都督的黎元洪,与袁世凯的关系也随之变化,从革命时期的敌人变成了共建国家的政治搭档。战争已然结束,如何安置为数众多手握重兵的南方革命党人,成为同时摆在黎元洪与袁世凯面前的一道难题。而解决这道难题就让黎元洪彻底站在了革命党人的对立面。
战争尽管已经结束,但大量集结的革命军队仍需要粮饷消耗;此外军政、民政不分,也令社会秩序面临严重问题。为此,黎元洪提出了两项举措——“军民分治”和“裁军减员”。黎元洪裁军的举动,激怒了革命党人,张振武的反应最为激烈,他大闹都督府,当面斥责黎元洪,称其卸磨杀驴。张振武的蛮横跋扈让黎元洪心生不快。
张笃勤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黎元洪开头不想除掉他,主要是想把他礼送出境,调虎离山,将他调到其他地方去。但是他到了北京以后,又返回到武汉来。而且他把当时要裁减的军队都收编到他的名下来,并跟黎元洪提出,要每个月给他一千大洋的这个经费。实际这时候黎元洪就不能够容忍这种情况。
返鄂后的张振武变本加厉,罔顾黎元洪的裁军令,私自收编兵力,组织“将校团”,甚至提出要发动针对黎元洪的“二次流血革命”。不得已之下,黎元洪就是芒刺在背,最终除掉了张振武。此事一发,舆论大哗,袁世凯被逼无奈,供出了黎元洪。黎菩萨转瞬变成了黎屠夫,屠杀革命元勋的政治污点就这样涂写在了黎元洪身上。世人无法理解,黎元洪身上的矛盾性。作为一个被时势造就的英雄,他因革命而披上光环,成为共和元首,但却因为曾对革命有过犹豫,使得权力的合法性大打折扣,这一悖论就是黎元洪悲剧命运的成因。
3
孙明经镜头下的西康省
1955年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决议撤销西康省,自此,西康这个省份从此消失于中国地图,留下一个略显神秘的名称。一面是恬静清新的世外桃源,一面是烟毒横行的人间地狱,西康的阴阳两面究竟是真还是假?
刘文辉
1933年,在席卷整个四川的“二刘之战”中,刘文辉大败于其侄子刘湘,因此失去了四川的半壁江山,并被刘湘驱逐到了四川西部的雅安。在这里,国民政府建立了西康省,并以雅安为省会,刘文辉出任省主席。根据记载,在那个时候,西康省是全国最穷的省。
尽管顶着国民军第24军军长与陆军上将的头衔,刘文辉却是以败军之将的身份来到来。身处陌生的西康,刘文辉走出的重要一步棋,是认甘孜州年轻的孔萨女土司德庆旺姆做自己的干女儿。
德庆旺姆与丈夫益西多吉
土司是藏区实际的领导人,19岁的德庆旺姆就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孔萨女土司的职位,成为甘孜州世俗社会的掌管者。刘文辉希望通过与德庆旺姆建立亲缘关系来增强藏区人对他这位“入侵者”的亲近感,消解当地人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质疑。然而刘文辉没想到的是,一股突然而至的力量却改变了他的预期。
1937年,班禅行辕从青海返回西藏,年底九世班禅中途圆寂,行辕就驻扎在西康境内的甘孜州。年轻的女土司德庆旺姆看上了年轻英俊的班禅行辕军官益西多吉。更令刘文辉心惊的是,因班禅圆寂而代表中央政府前来西康祭灵的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时遇德庆旺姆,对这位19岁的年轻女土司的表现极为欣赏,当下决定认德庆旺姆做干女儿。
一个是中央政府委派的班禅行辕卫队长,一个是是中央政府的代表。爱情与认亲同时到来的背后,是否还包含着别的目的。刘文辉如坐针毡。他担心这是蒋介石一手导演的政治图谋。
李殿元
历史研究者
在两次反蒋的活动中,刘文辉都是旗帜鲜明地参与,发表了反蒋通电,公开声明自己支持这两次反蒋活动。
1939年的9月,年轻美丽的藏族姑娘德庆旺姆即将嫁给班禅行辕卫队长益西多吉,然而婚礼刚刚进行了一半,甘孜县长突然带领着士兵包围了孔萨官寨,驱走了满堂的宾客和新郎益西多吉,将新娘德庆旺姆带走。这场抢婚事件的背后主使,就是德庆旺姆的义父,西康省省长刘文辉。刘文辉痛下杀手,将德庆旺姆拘禁,以此斩断国民党中央政府同她的联络。然而刘文辉的这一做法,却适得其反。这导致甘孜的地方势力与班禅行辕卫队结成了同盟,最终引发了一场甘孜的大动荡。
甘孜事件发生后,刘文辉调集军队,包围了甘孜州。刘文辉同中央政府的矛盾公开化了。但此时的蒋介石,由于正在重庆准备针对日军的冬季攻势,无力他顾,也不希望后院起火,因此选择了息事宁人。然而刘文辉也因为“甘孜事件”结下了同当地藏人及中央政府的仇怨。失去了这两股力量的支持,刘文辉在西康的经营变得极为惨淡。困窘的现实冲击着刘文辉振兴西康的雄心。一种便捷的途径进入了他的选择。
袁庭栋
巴蜀文化学者
军队的主要财源之一是什么?就是种鸦片,卖鸦片。当时整个西康省几乎都在种鸦片。
一面以振兴西康为己任,一面却放任鸦片泛滥,荼毒西康人民,刘文辉的理想与他的作为简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一个不一样的西康背后,也有一个复杂的刘文辉。下面这段话,是刘文辉对自己过往错误的总结和忏悔,也是他在西康处境的真实写照。
“1933年退守荒僻的西康,成了一个破落户,财政陷入极度困难,加之蒋介石又唆使刘湘在政治上给我制造了许多乱子,弄得我焦头烂额,无法应付。在无可如何之中,竟至从鸦片中去增加收入。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曾经引起国内舆论的非议。”
--晚年的刘文辉写于回忆录
编辑:伊梵、蒙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