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景观理论的建构及其意义
高建新
内容提要：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是文学地理学的奠基性著作，对这一学科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关于文学景观理论的建树尤其值得重视，显示了可贵的理论勇气和理论价值：第一，初步建构起中国的文学景观理论及其研究方法，解决了一系列关于文学景观理论的基本问题；第二，揭示了文学景观所具有的非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第三，指出是文学家的活动特别是题咏赋予文学景观以意义，是文学熔铸了景观的灵魂，为景观注入了血液。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 文学景观理论 建构 意义
作者简介：高建新，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地理学。
Tittle:The Construc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Theory on Literary Landscape
Abstract: Zeng Daxing's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Geography is a laying foundation work to the Literary Geography with various contributions, and shows Zeng Daxing's valuable courage and the theoretical value of the work. First, the monograph constructs the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n literary landscape, solves a series of basic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theory on literary landscape. Secondly, this book reveals important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literary landscape. Thirdly, the monograph identifies that the literary activities of the writers, especially their Ti Yong, give interpretations to literary landscape, the soul of the landscape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literature, and the literature injects fresh new blood into the landscape.
Key words: Literary Geography the theory on literary landscape Construction Significance
Author:Gao Jianxin is from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Literary Geography.
前言
曾大兴教授新著《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是文学地理学的奠基性著作，与此前出版的《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初版，商务印书馆2013年修订版）、《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相映成辉，集中反映了著者多年来关于文学地理学的系统深入的思考，涉及这一学科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如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文学的扩散与接受、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文学地理学批评等，其中关于文学景观理论的建树尤其值得重视。
一、何谓文学景观
为了清晰地说明什么是文学景观，先要说明什么是景观、文化景观，最后说到文学景观。所谓景观，即景色、景象，指某地区或某种类型的自然景色，如自然景观，也指人工创造的景色，如森林景观。景观，“即具有观赏价值的风景” [1]。由于人类对地球的持续影响，事实上，所有景观都因为具有文化性质而成为文化景观。①所谓文化景观，“是地面上可以感觉到的人文现象的形态”[2]，是地球表面文化现象的复合体，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是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人类活动形态，“人类按照其文化标准对自然环境施加影响”；“我们平时看到一幅风景画或一张风景片就往往能从中所表示的田野风光、建筑、人物、服饰、交通工具以及道路、店肆等所构成的复合体认出它是世界上什么地方的风光，这就是文化景观”[3]。文化景观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凡是留下人类活动印记的、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具有文化性质的景观均可视为文化景观，如聚落遗址、城市遗址、考古遗址、名人故居及墓葬、园林、宗教名山等等。
从逻辑层面上说，文化景观与文学景观是种属关系，文化景观中包含着文学景观：景观——文化景观——文学景观。因为蕴含了太多的人文因素特别是文学因素，要把握和厘清文学景观的概念、范畴、内涵就复杂得多，曾大兴教授认为，所谓文学景观，也称文学地理景观，“就是指那些与文学密切相关的景观，它属于景观的一种，却又比普通的景观多了一层文学的色彩，多一份文学的内涵。一个景观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化景观，在于除了它的自然属性，还有人文属性；同理，一个文化景观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学景观，除了它的人文属性，还有文学属性。简而言之，所谓文学景观，就是具有文学属性和文学功能的自然或人文景观。”（233）著者在这里强调，文学属性、文学功能是构成文学景观的决定性因素，既然比文化景观多了一层文学色彩、一份文学内涵，文学景观中必然包含了文学家个人独特的审美眼力与浓郁的主观情感，因此也就比一般景观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著者又说：“文学景观是地理环境与文学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既是景观，又是文学的一种地理呈现，它是刻写在大地上的文学。”[4]在书中曾大兴教授举出丰富的例证，并通过抽丝剥笋般的分析演绎，把文学景观与文化景观科学、清晰地区分开来。
面对文学景观，是文学的元素（如独特的视角、形象生动的语言、优美的意境、丰富的蕴涵等）首先激发了观赏者（包括读者）丰富的历史与地理的想象，唤醒了他们曾经的美好记忆，鼓荡起他们心中的激情，中国境内著名的文学景观无不具有这样的功能：江西南昌的滕王阁、浙江杭州的西湖，陕西蓝田县的辋川、江苏苏州的寒山寺、湖北黄冈的东坡赤壁、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因为有文学家王勃、王维、孟浩然、李白、白居易、皮日休、林逋、苏轼、范仲淹的活动和题咏，每年都会吸引海外的大量游人前往。
安徽宣城的敬亭山，不过是一座海拔300余米的小山，却有“诗山”之称，原因就在于历代诗人的登临题咏，其中以谢朓、李白为代表。谢朓写有《游敬亭山》《赛敬亭山庙喜雨》《祀敬亭山庙》《祀敬亭山春雨》；李白与敬亭山有关的诗作多达九首：《寄从弟李昭》《自梁园至敬亭山见会公谈陵阳山水兼期同游因有此赠》《登敬亭山南望怀古赠窦主簿》《登敬亭北二小山余时送客逢崔侍御并登此地》《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谢公亭》，其中以《独坐敬亭山》为题有三首，“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是人所共知的名篇，故宋人王十朋说：“谢客能吟练江句，谪仙不厌敬亭山”（《过宛陵陪汪枢密登双溪阁叠嶂楼游高斋望敬亭山……》）。谢、李之后，唐人题咏敬亭山的还有孟浩然、韦应物、白居易、刘沧、许棠、罗隐、鲍溶、杜牧等等，宋元明清依旧题咏不断。历代题咏如考古学中所称的文化层累积，不断叠加存储，造就了蕴涵深厚的文学景观，后人可以持续地发掘欣赏。笔者于2013年4月游访敬亭山时也禁不住写下了《晨登宣城敬亭山》一诗：“诗山不厌我重攀，已是唐开若许年。白水清风飞鸟聚，孤云飘荡本悠闲”，以表示对前贤的追慕之情。可见，作家的题咏，是一般景观转为文学景观至关重要的因素。
元好问说：“江山如画里，人物更风流”(《临江仙》)，袁中道说：“名人托迹之地，江山千载犹香”（《东游记》其十三）。中国的许多著名的文学景观，与文学家的题咏及其活动有至为密切的关系。中国有许多地方之所以能成为著名的文学景观，毫无疑问与其特殊的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历史名人在其间留下的足迹、留下的题咏，如被国务院首批命名为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绍兴，便与出生在这里的著名的历史文化名人贺知章、陆游、徐渭、蔡元培、秋瑾、鲁迅、许寿裳及墓葬在这里的哲学家王充、王阳明，书画家王羲之、陈老莲有密切的关系。在绍兴城里，仅是与鲁迅及其作品有关的文学景观就有鲁迅故居、周家老台门、百草园、三味书屋、土谷祠、咸亨酒店等数处。毫无疑问，如没有这些文化名人的活动和题咏，绍兴不会像今天这样名扬天下、声震海外。清代诗人袁枚说：“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谒岳王墓》其十五)，江山因伟人而更加壮丽，伟人因江山而愈显英豪，江山伟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形成了无数含蕴着丰富的精神内涵与文化内涵的文学景观，为后人追慕和景仰。[5]
二、虚拟文学景观与实体文学景观
在曾大兴教授看来，文学景观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象征系统，就其存在形态而言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虚拟性文学景观，一种是实体性文学景观”。“所谓虚拟性文学景观，是指文学家在作品中所描写的景观，大到一山一水，小到一亭一阁，甚至一草一木。”“总之，大凡能够让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看得见、摸得着，具有可视性和形象性的土地上的景、物和建筑以及土地本身，都可以称为虚拟性文学景观”（233-234）。“所谓实体性文学景观，是指文学家在现实生活中留下的景观，包括他们题咏过的山、水、泉、亭、楼、阁，他们的故居，后人为他们修建的墓地、纪念馆，等等。”（234）要言之，“实体性文学景观以历史建筑和自然风景为基本载体，同时又被赋予了文学的内涵和审美的价值”（237）。
笔者认为，实体性文学景观是分布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以实地景观为基础，又融入了作者浓郁的主观情感。最典型的莫过于岑参笔下的西域、柳宗元笔下的永州，前者反映在岑参的边塞诗中[6]，后者反应在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中[7]。虽然历经千年，岑参笔下西域的荒远神秘、柳宗元笔下永州山水的幽清奇丽，依然情景宛然，历历在目，这就是文学景观的价值和魅力。再比如，漫长的“丝绸之路”沿线有无数的文学景观，这些文学景观首先因为是实体景观如阳关、玉门关、凉州等等而进入到了诗人的审美视野，张藉的《凉州词》就是其中之一：“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诗说，春日傍晚，雨丝飘洒，遥远的边城上空雁群盘旋低回，湖中水边青葱的芦笋生长旺盛；满载着中原丝绸的一支支驼队，绵延无尽，脚步坚实，伴着叮咚的驼铃声，正缓缓行进在浩瀚的沙漠戈壁上，要抵达大唐的西部边陲——安西。“无数铃声”写出了驼队的众多和驼铃声的密集与清脆悠长，虽纯是声音，由于有前后的映衬，亦可视为文学景观。张籍用自己的才华创作了这首诗歌，同时纳入了沿途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这些景观又经过作者的选择、提炼、创造，形成了更为壮阔深邃的意境，成为唐代“丝绸之路”上的经典性文学景观。[8]据著者统计，2014年6月22日，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丝绸之路”上中国境内的22处著名的文化景观，有11处同时也是文学景观，文学景观占了一半，[9]计有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大雁塔、麦积山石窟、玉门关遗址、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北庭故城遗址，均为分布在不同地理空间中的实体性文学景观。
在笔者看来，实体性文学景观是一种地理上的呈现，是在空间上展开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确定性和不可移动性。所谓确定性，就是它必须是以实体的形式呈现，是眼前实景，而非想象中的虚景；所谓不可移动性，是指它与特定的地理环境关系密切，生于斯，成于斯，与地理环境须臾不可分离，不能移动，而且多数具有文物的性质，比如嘉峪关、山海关，它只能存在于特定的地理环境中，与绵延的长城血肉相连，共生共存，一旦移动，就不再是文学景观意义上的嘉峪关、山海关。再比如阳关、玉门关，它们是汉唐的国门，连着茫茫的西域，只能存在于河西走廊的西端，是往来于“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四）、“西戎不敢过天山，定远功成白马闲。半夜帐中停烛坐，唯思生入玉门关”（胡曾《咏史诗·玉门关》）、“绝域阳关道，胡沙与塞尘。三春时有雁，万里少行人。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当令外国惧，不敢觅和亲”（王维《送刘司直赴安西》）。由玉门关、阳关构成的文学景观，凝聚的是汉唐国力强盛、疆域广阔、对外开放的大国气象。
比起实体性文学景观，虚拟性文学景观情况要复杂得多。虚拟性文学景观，也称为文学内部景观，是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景观，包括自然景观，也包括人文景观（60）。关于其定义，曾大兴教授认为：“大凡能够让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看得见、摸得着，具有可视性和形象性的土地上的景、物和建筑以及土地本身，都可以称为虚拟性文学景观”（234）。在一定条件下，二者是可以转换的：虚拟景观可以转换为实体景观，实体景观也可以转换为虚拟景观。比如，九江长江边上的浔阳楼本来是实体文学景观，历代多有文人题咏，其中以白居易《题浔阳楼》诗最为著名：“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今朝登此楼，有以知其然”，“大江寒见底，匡山青倚天。深夜湓浦月，平旦炉峰烟。清辉与灵气，日夕供文篇”，白居易认为，是九江的美丽山水陶冶了陶渊明的诗篇。[10]有趣的是，到了《水浒传》中宋江题反诗时，浔阳楼又转换成了虚拟性文学景观，成为揭示宋江性格及其思想变化的标志性地方。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区分文学意象与虚拟性文学景观？文学场景的特点是什么？它与虚拟性文学景观的不同在哪里？是不是小说故事发生的所有场景，都可以称为虚拟性文学景观？是不是小说人物题咏过的一草一木都可以称为虚拟性文学景观？如《红楼梦》中林黛玉歌咏过的桃花、薛宝钗咏过的柳絮。基于此，笔者考虑，是不是虚拟性文学景观也应该以实体（或曾经有的实体）为基础，以避免“无物不景观”的宽泛，避免降低了虚拟性文学景观这一概念应有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总之，无论是实体还是虚拟，文学景观都是诗人、作家思想与情感的审美呈现，经过了长时间的积淀，受到历代读者的认可与青睐，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观照、审视、解读。
三、文学景观理论的意义
文学景观是文学地理学的核心内容，是文学地理学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在笔者看来，曾大兴教授的文学景观理论视角独特，论述周详，既有地理学的坚实依托，又有对文学事件的具体分析，展示了多元的思考空间，其理论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初步建构起中国的文学景观理论及其研究方法，解决了一系列关于文学景观理论的基本问题，如文学景观的定义、类型与识别标准，实体文学景观与虚拟文学景观转换的条件，从哪些层面认识文学景观等等。我们知道，景观及“文化景观”的定义、“景观学派”的形成，均出于西方地理学家，如德国的O·吕特尔教授、英国的哥德曼教授、R·J·约翰斯顿教授、美国的索尔教授、H·J·德伯里教授等，我们在此领域的研究是晚近之事，少有话语权。曾大兴教授经过长期深入的思考和艰苦卓绝的努力，已经改变了这一现状，全书的话语体系是中国式的，书中的多数概念和观点是由曾大兴教授首次提出并加以科学阐释的。著者在书中还特别设计了“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文学地理学批评”两章，这就为今后一个时期内中国文学地理学包括文学景观学的研究提供了研究范式，指明了研究方向。
第二，揭示了文学景观所具有的非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越是历史悠久的文学景观，越是著名的文学景观，其所被赋予的意义越丰富。尤其是那些著名的文学景观，可以说是人类思想的记忆库”（242）。曾大兴教授指出，文学景观的内涵是被不断补充和丰富的，是可以不断地被重写和改写的，从而说明文学景观在本质上是流动的、开放的，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增加厚度的。“文学景观的价值也是巨大的。除了文学的价值，它还有建筑的价值、历史的价值、地理的价值、宗教的价值、民俗的价值、美学的价值，等等。这一切价值的综合，就是旅游的价值。”[11]由于旅游可能带来的巨大利润，实体性文学景观也应该得到各地的大力保护。曾大兴教授还特别解读了同写岳阳楼的三篇著名作品：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及其表现的身处太平盛世的入世热情、杜甫《登岳阳楼》及其表现的动乱时代的漂泊与孤独之感、范仲淹《岳阳楼记》及其超越个人得失的仁者胸怀，指出文学景观的意义“是由不同的作家和读者在不同的时间所赋予、所累积的，因而也是难以穷尽的”（241）。再比如苏州的寒山寺、枫桥，最初因为张继的一首《枫桥夜泊》而成名，后人追慕张继诗所创造的境界，不断题咏，最终成为名重天下的文学景观。[12]这样的例子，在文学史上并不鲜见，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整理、研究。
第三，指出是文学家的活动特别是题咏赋予文学景观以意义，是文学熔铸了景观的灵魂，为景观注入了血液。“在景观的多重价值中，文学的价值无疑是最高价值。换句话说，一个景观只有具备了文学的价值，才算具备了最高的价值”（249）。只有具备了文学价值，才能进入读者的审美视野，这样即使实体景观消失了，文学景观也会长存于文本之中，长存于观赏者（包括读者）的心里，并由此成为一个民族最深邃的文化记忆、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陈从周先生说：“风景之美，有很大因素需要文人渲染出来”；“因为湖山洵美，本是客观存在，而只有通过文人，将它描绘出来，更加亲切有味，引人入胜”（《西湖古今谈·序》）。[13]不仅如此，景观一旦有文人题咏，就会打上永不褪色的、鲜明的中国烙印。中国历史悠久，文学传统深厚，历代文学家留下的题咏极其丰富，因此关于文学对于景观的重要作用、文学家与景观的特殊关系，仍有展开讨论的巨大空间。
总之，曾大兴教授的文学景观理论思路开阔，立论坚实，论证有力，文风朴实，展示了深厚的理论素养与浓郁的人文情怀，虽多有建树，却不做惊人之语，体现了真正的学人本色，对于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有筚路蓝缕、开启山林之功。
①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31页。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注明。
[1] 曾大兴：《“丝绸之路”上的文学景观》，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4月17日。
[2] 《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436页。
[3] 《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人文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3页。
[4] 曾大兴：《“丝绸之路”上的文学景观》，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4月17日。
[5] 高建新：《山水风景审美》，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三版，第60-62页。
[6] 高建新：《“胡地”与岑参边塞诗之奇峭美》，《内蒙古大学学报》2009年1期
[7]高建新：《诗心妙悟自然——中国山水文学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7-315页。
[8] 高建新：《展开在“丝绸之路”上的文学景观——再读张籍〈凉州词三首〉其一》，见《临沂大学学报》2016年6期。
[9] 曾大兴：《“丝绸之路”上的文学景观》，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4月17日。
[10] 高建新：《自然之子：陶渊明》，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增订版，第17页。
[11] 曾大兴：《“丝绸之路”上的文学景观》，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4月17日。
[12] 高建新：一首诗创造世界——张继《枫桥夜泊》的接受与传播，《苏州大学学报》2010年4期。
[13] 陈从周：《书带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7页。
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