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经济增长放缓正在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的新难题。2014年末，东北经济出现了下滑，东北三省GDP增速全部掉入全国后五位，今年一季度，辽宁经济增速仅为1.9%，全国垫底。从最新的经济运行情况看，东北地区工业增加值4月份同比下降4.2%，5月份同比下降4.6%，下降幅度还在持续扩大，种种迹象表明，东北经济还处在探底过程中。
如果把观察的视角拉长，更能发现背后的严峻经济形势。从2003至2012年，东北经济整体增速要高出全国增速约2个百分点，其中后五年间，东北经济增速更是高出全国约3个百分点。这原本是印证振兴东北战略成效的一组数字，现在成为了东北经济悬崖的一个有力证据。东北经济如同运动员在加速冲刺后突然跌倒，个中缘由耐人寻味。社会各界为东北困境找了很多原因，包括投资不足、国有企业、产业结构的问题、人口流出和老龄化的问题，这些分析无疑是中肯的，但是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笔者认为东北发展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路径依赖，是上述所有问题的种子，这是昨日繁荣的根源，亦是今日困境的渊薮。
东北资源丰富、工业基础好，新中国成立后把东北作为工业基地，在当时看起来是一个明智的抉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一国家战略的实施是通过“一五”、“二五”等系列规划等来实现的，于是东北沿着设定的重工业化道路一直走下去。改革开放后，对东北经济也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但是由于我们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用学术术语讲，就是制度的边际调整，是一个缓慢的变迁过程，一些核心制度做了一些形式上的调整，仍然在发挥着作用。
在东北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一个是地方政府；另一个是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农场。政府有产业经济发展的职责，国有企业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职责，与之对应都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决定着官员的职位升迁，这些是决定体制的主要力量。东北国有企业很多是大型央企，与地方政府更多的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应该说，这个制度设计的初衷是鼓励大家谋发展、搞建设，有着良好的激励结构。地方政府要实现更快的GDP增长率，依赖于国有企业的发展，因此有动力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扶持，包括各种优惠支持政策，土地、矿产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低价供给，国有企业要做大做强，扩大规模、扩张产能是最便捷的途径，客观上在投资、税收、产出等多个指标上提升地方政府的政绩。这样一种相互加强的机制，使得东北地区国有经济具有先天的发展优势。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一些资源性行业和重化工业，国有企业的扩长意味在产业结构上进一步重工业化，这样经济增长速度自然容易上来，但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在经济新常态下，由于社会需求出现了变化，以前被经济增速所掩盖的结构性问题暴露无遗，经济增长也一落千丈。
这些制度不仅改变了东北发展的历史，还将影响着东北经济的未来。实际上，前文的描述过于简化和单薄，制度体系涵盖社会、经济、政治多个方面，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制度结构，制度的变迁和演化过程也生动和复杂得多。可以肯定，制度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因素如人口、资本、技术等有很重要的影响。由于东北国有经济比重高，人口控制上更加严格，流动人口相对较少，计划生育政策也执行得更为彻底，人口红利窗口关闭时间自然也会更早一些。国有经济比重过高也不利于“藏富于民”，其结果必然导致民间资本积累不足，经济发展缺乏活力。同时，国有大型企业包揽了很多社会功能，社会市场化程度不高，难以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我们往往喜欢从东北人的文化甚至性格找原因，实际上这是制度造成的。
要实现东北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打破制度上的路径依赖。一是要积极引入改革力量。制度经济学大师诺斯讲，要彻底打破路径依赖必须依靠外部力量。东北的问题靠自身不能完全解决好，必须中央层面介入，从更高的层次上来进行调整，推动东北经济社会制度改革，改变目前东北的发展模式，对国有企业进行合理约束，形成一个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架构，推动产业创新升级。二是要从体制最薄弱的地方入手。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史证明，制度上的突破往往是在体制力量最薄弱的地方。对东北而言，在竞争性领域、新兴产业的领域，制度的力量要相对薄弱。要对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逐渐实现国有资本完全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尽量减少行政力量对新兴产业的不当干预，打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防止国有经济在新兴产业的过度扩张，给民营企业以充分的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