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底以来，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一种怀疑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思潮。克鲁格曼讲，我不明白为什么香港的经济增长率为零，中国却能够达到7%；许多海外经济学家不相信能够超过4%。最为系统的是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罗斯基（TomasG.Rawski），列举就业，收入，投资，农业，航空等数字，证明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不实，主要根据是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率不一致，1997-2000年期间，中国GDP累计增长24.7%，但同期能源消耗只增长了12.8%。特别在1998年，能源消耗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竟然比前一年和后一年都差出4个百分点，1998年能源消耗降低6。8%，经济增长7。8%是不可能的。他认为1998年GDP增长率，2.2%是上限，实际上可能更低，1999年为2-2.5%，2000年为2-3%。

中国经济学家纷纷指出罗斯基的错误。如张曙光指出，罗斯基推算的基本前提是：能源数字是准确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是严格匹配，高度相关。但这个假定不能成立。能源消耗系数取决于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这两点在中国有明显变化。工业和农业增加值有高估，但服务业增加值明显低估。从各地的情况来看，落后地区往往虚夸，而发达地区有的却有瞒报。

周天勇在2002。6。15。中国经济时报指出：由于国有经济的改革和战略性重组，对高消耗能源产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向轻型化转变，低能耗高附加值产业的快速增长，农村闲置劳动力转移和利用，实行集中供暖供气，调整生产和生活的能源消费结构，保护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向低消耗，中高增长率特征的转型，GDP产出的能源消费系数持续下降。1997---2000年期间，能源消耗下降了，但是耗能工业的产量如电力，冶金，建材，化工，农业生产资料，耗电量大的机床，硫酸，乙烯，汽车，家用电器等，产量都在增长。赵晓认为，中国财政收入，城镇居民收入，银行存款，出口和国债项目都有真实的增长，因此总体经济增长率达到7%以上是可信的。

以上分析虽有道理，但未必能够使罗斯基服气，因为没有能够解释1998年的情况。我可以提供两个情况解释1998年的能源消耗大幅度下降。第一，国有企业煤炭大量积压，国家为了保护国有煤矿和环境资源，在1998年严令地方举办的小煤矿停产，实际上后几年地方小煤炭有所恢复，但是在1998年的确大量停产了，如果真有继续生产的，也绝对不会上报。企业所消耗的煤炭是以前的库存和没有上报的“瞒产”。第二，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地下经济的泛滥，在1998年有一个增量。这主要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了国内的出口和内需，某些地方政府放松了对地下经济如“三陪”的控制。据我估计，1998年以来从事“三陪”的人员大约有500万，每年小费收入可能达到5000亿人民币的规模，这部分货币支付没有进入政府正式统计。1998年GDP是78345亿人民币，其中第一产业14552亿，第二产业38619亿，第三产业25174亿。这部分地下经济占到第三产业总产值的20%，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6。38%。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收入所拉动的消费却计入了正式统计，而且拉动消费链条相当长，从租房，出租车，高档服装和化妆品，到手机，“三陪小姐”们是全副武装。如果有一半消费，乘数为4，拉动的总消费就是10000亿人民币，占1998年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29152亿人民币的34%，占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2。76%。

再看增量。假设1998年许多地区放宽了政策（不知道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是否将其列入“制度创新”之类？），以“三陪”为中心的地下经济有比较大的增量，比如比上年增加30%，即小费部分增加了30%，假设为1000亿。假设边际消费倾向是0。5，即500亿进入当年消费增量，乘数为4即2000亿。全国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额也不过2900亿，国内GDP增长额也不过6110亿！就增量而言，1998年的经济增长有相当部分竟然来自地下经济。

在5000亿小费中，假设有50%是企业报销的，即有2500亿元，可以视为交易成本提高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在数量上大致相当于企业的亏损额。就是说，生产企业亏损之所以没有影响经济增长率，部分原因是因为“服务业”的增长，而这部分服务业，当然是节省能源的。

从总量上讲，我相信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虚夸不大，但决不证明在结构和性质上没有问题。1998年以后中国经济迅速恶化，生产企业不景气，农民收入很少提高，两极分化不断扩大，所谓“服务业”加速发展，除去新经济等健康部分以外，也存在非常不健康的“地下经济”，这是由暴富阶层和权力腐败所带动起来的奢侈腐朽性消费。如果我们考虑到1998年的以后的经济增长，还包括大牛市，发彩票等金融手段，有人称之为“办赌场”。再加上借内债，并以未来国内市场换取外资进入。虽然我们不应该否定这些措施的积极意义，但是这样“增长”与真正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毕竟不能同日而语。迷信市场经济的主流经济学家简单地把服务业的发展称为“历史进步”，忽视其背后的腐朽性地下经济成分；把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称为“金融深化”，忽视其表面上的泡沫经济成分，把它们创造的GDP与生产科技部门，国防战略产业等量齐观，甚至凌驾于它们之上，是一种误导。同样的GDP，其实质性意义不一样。妓女的小费，即使创造高得多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益，也不能与航空航天业所代表的综合国力相提并论。

罗斯基的计算虽然有误，但是他的怀疑有根据。罗斯基在美国不是经济自由主义者，他对于中国以前的成就一直高度肯定，但是对1998年以来的高增长率有怀疑，这和我们“非主流”相近，不能简单归为“中国崩溃论的反华大合唱”之列。1998年以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鼓吹的“帕累托最优”被打破，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我们认为应该进行战略调整，以避免出现重大危机。主流派却认为，1998年以来中国在体制改革，与国际接轨方面有重大进展，他们不愿意承认经济增长速度背后掩盖的重大问题，在澄清罗斯基数字时，有自己的价值取向。

我认为中国经济学家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纠正罗斯基的数字错误但是肯定他的怀疑态度，以更加准确的数字和事实，对我国经济增长率背后掩盖的，比罗斯基质疑更加严重的问题，作出实证性的科学判断。

二．GDP指标的重大缺陷及其修正

罗斯基的数字分析没有抓住中国统计数字失真的要害。要害是什么？是在经济增长中，没有扣除人为造成的灾害和环境污染损失，我曾经当面对罗斯基指出这个问题，但他说美国也不计算。我认为即使全世界都不计算，中国也必须计算。

1981年，罗马俱乐部在《关於财富和福利的对话》一书中提出：

“经济和生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生态遭到破坏的世界里不可能有福利和财富。旨在普遍改善福利条件的战略，有围绕着人类固有的财产（地球）才能实现；而筹集财富的战略也不应与保护这一财产的战略截然分开。一面创造财富，而一面又大肆破坏自然财产的事业，能创造出消极的价值或破坏的价值。”

我们在22年前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曾经揭露：“大跃进”直接经济损失

1200亿，“文革”十年经济损失5000亿，“三线建设”损失6000亿。但是，有哪一次战乱哪一次浩劫比得上今天和平日子里一年所支付的生态代价？谁敢大言不惭说这是历史规律决定的，是现代化难以避免的代价？

修改目前GDP统计指标，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这才是真正的“国际惯例”。

第一，现行宏观经济核算体系没有反映资源与环境在生产过程中的破坏、投入和消耗。它的理论假设前提是：自然资源无限，无价格，环境污染无须治理。经济学的基本假定：资源稀缺，实际上是指人的时间稀缺，所谓提高效率有效分配资源，是指有效分配人的时间。经济学从来没有假定自然资源是稀缺的，因为它把空气和水（即自然资源）称为“无限无价”。这与西方国家早期现代化的实际客观环境是一致的，一方面国内人口和生产规模小，一方面通过强权殖民，掠夺全世界的资源。

第二，当人类生产活动严重危害环境，并且产生能源危机以后，经济学并没有修改其“资源稀缺”的假设前提，因为这就等于取消了经济学。经济学家们只是简单地把资源从无价格变成有价格。这说明资源稀缺假设，的确不是指自然资源，所以无须做大的修正；当自然资源真正变成稀缺的时候，不但不把资源的使用，和破坏环境以后不得不花费的治理费用，从人类生产活动的统计中扣掉，反而把它进一步加进去，造成虚假的经济增长。这是极为荒谬的，它告诉我们：得病吧再治病，污染吧再治理，灾害吧再建设，只要能创造GDP。

第三，当人类追求产值和利润的欲望，发展到不顾环境和资源的程度时，必然同时危害人类自身。经济学和所有人文社会自然科学，都有伦理的底线，这就是：它是为人类谋利益求发展的，而不是损害或者毁灭人类自身的。但是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却没有区别损害人类和有利于人类。比如提倡高消费，奢侈消费和浪费，吃胖了再减肥，得了糖尿病再治糖尿病，都可以加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因此绝对不会再有简朴，节欲，克制，人与自然和谐的世界观，不是因为它对人类没有好处，是因为它对增加GDP没有好处，对资本的扩张没有好处。

第四，经济增长背后是什么？是政治家的丰功伟绩，是资本家的利润，少数人可以获得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好处，而环境破坏的恶果却要由大多数人承担。如果水资源被破坏，使用市场经济涨价的办法，那么，富人和特权阶层可以用矿泉水洗澡，而穷人却要饮用污染的水。GDP统计将“好的、坏的”产出一视同仁计入经济增长，违背了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伦理前提，当然就不能反映经济的公平性。

第五，经济统计指标是为全部社会活动指引方向的，GDP的误导，掩盖了人类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不公平性，先是少数人剥夺大多数人，然后是大多数人一起动手毁灭环境。发达国家仍旧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特殊生活，他们所谓的环境保护，只不过是把污染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则拾他们牙慧。现在是穷人，穷国在毁灭自己的环境，同时也就毁灭了全球环境，这是对发达国家以资本运动秩序，和西方价值观念毁灭各民族传统生活方式的一种负面惩罚。

自70年代起，国际社会已经把资源与环境的价值核算提上议事日程。

第一个试图打破GDP荒谬性的，是1972年由两位美国学者詹姆斯·托宾和威廉·诺德豪斯共同提出的净经济福利指标，主张把都市中的污染、交通堵塞等经济行为产生的社会成本从GDP中扣掉。加入被忽略的经济活动，如休闲，家政、社会义工等。他们将GDP分成好的及环的，好的减掉坏的是社会净经济福利。

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列出每项污染的可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的，必须编列改善经费，改善经费从国民所得中扣除。虽然GDP年增长8.5%，扣掉污染改善成本后只有5.8%。

对自然资源耗损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研究，是美国罗伯特·卢佩托在1989年发表的净国内生产毛额。他们选择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印尼为例，虽然印尼从1971至1984年间，GDP每年增长7.1%，若扣掉出口木材和石油的耗损成本，只有4%。

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由美国戴利与科布1989年提出，英国、美国、德国、瑞士、澳大利亚已用来计算国家进步状况。它计算财富分配状况，分配在不平均标准之外要扣分；它计算社会成本，例失业率、犯罪率；它区分经济活动中的成本与效益，如医疗支出、超时工作是社会成本，不算为对经济的贡献。1950---1996年，澳大利亚人均GDP从9000澳元增长至23000元。以新指标衡量，1996年只剩16000元。

199O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人力发展指标”。沙特阿拉伯国民所得1997年世界排名第41，在人力发展指标中为75。加拿大人均年国民所得世界第八，但人力发展世界第一。

联合国在1995年提出可持续发展指标，重新定义增长与发展。发展是指一个社会在制度、管理、生活品质、财富分配等“品质”上的进步，一个社会可以有经济增长，却不一定有发展。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高速增长”来源於过时的发展观，表现为对国民生产总值和高速增长的热烈追求。严重后果是：环境急剧恶化，资源日趋短缺，人民的实际福利水平下降，发展最终难以持续而陷入困境。”而最新成果是“生态经济学”提出的绿色GDP概念，将经济增长导致的灾害，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从GDP中扣除。

在中国，追求GDP增长，忽视甚至掩盖环境问题，显然比世界大多数国家更加严重。在经济增长中获得了巨大利益的权力资本阶层，当然不会真正关心环境问题。他们是一群有美国绿卡，有乡村别墅的人。各级政府的主要活动，仍旧是提高GDP增长率。为他们服务的主流经济学家，大力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和制度决定论，已形成话语霸权，压抑许多有识之士的真知灼见。比如张祥平，把经济学的基本图表从一个象限扩大到4个象限，增加了“负数”部分，他的著作《制度对话》已经列入我主编的《世纪选择》丛书，由石油出版社出版。另外一本是《中国人的生存环境》，非常感谢这位以笔名出书的易正先生，他在美国努力3年，搜集大量的中国出版物，以生态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代价进行了计算，这是迄今所有研究中国环境资源的著作中，资料最为翔实，估计损失最大的一本书。我在下面主要引用他的研究成果。

三．中国：生态损失超过国内生产总值----惊人的推算

联合国《2002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环境问题使中国损失GDP的3。5---8%。中国作为世界受污染最严重的国家，正处于十字路口，目前的路是“危险之路”，另一条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而易正先生的计算的数字更大：

第一，森林。中国国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7%，而森林面积仅占世界森林面积的4%。森林覆被率14%，世界平均为30%。森林资源消耗加速；八十年代年均消耗蓄积量3.44亿立方米，比七十年代初年均1.96亿立方米增加75%。

第二，水土流失。面积为367万平方公里，占全部国土面积40%。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每年有100多亿吨沃土付诸东流，相当於流失1000万亩耕地上的30厘米厚耕作层，其流失的氮、磷、钾等养分远大於全国化肥的年产量，而有机质的损失则永难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