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国家中土地关系的变革是与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密切结合进行的。发生在15～16世纪的英国的“圈地运动”，实际上构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当时贵族地主为了扩大牧场、发展绵羊饲养业，以适应毛纺工业发展的需要，用暴力把农民从他们的小块土地上赶走，而将土地圈围起来租给农业资本家或由自已直接经营。到19世纪70年代，由贵族地主占有的大土地所有制同资本主义租赁制相结合的土地制度已在英国占统治地位，农民则绝大部分沦为雇拥工人。
18～19世纪发生在欧洲和北美的土地改革，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摧毁或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建立都比较彻底的国家，可以法国和美国为代表。法国在1789～1794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封建贵族的土地大部分被划分成小块，以10年分期付款的方式卖给农民。因此直至整个19世纪期间，法国农业中一直保留着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每个农户占有的土地面积大多为1～2公顷。这种小农经济是法国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较为缓慢的主要原因。美国原来封建势力很弱。独立战争胜利以后，部分贵族的领地即被分成小块售给农民。南北战争后，又废除了南方的奴隶占有制。1862年颁布的“宅地法”，规定移民交纳10美元手续费就可从西部获得160英亩（约合65公顷）的公有地，垦种5年即归移民所有，这一政策措施更大大加速了农场主经济和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
另一类是在基本保留地主所有制情况下进行的土地改革，以普鲁士为代表。19世纪初期普鲁士颁布的法令规定农民要交纳巨额赎金或把自己份地的一部分让给地主，才能成为土地所有者。其结果是农民因支付赎金和出让份地而赤贫化，大批土地转入贵族地主手中，其中一部分地主转变成经营地主。到19世纪60年代末，占农户总数28.6％的大、中农户拥有耕地面积的91％。地主的大土地所有制的扩大和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缓慢是普鲁士道路的特征。19世纪60年代日本的明治维新也只是使土地愈加被集中到地主、富农和高利贷者手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占领军为缓和日本国内阶级矛盾，于1946～1950年进行了“农地改革”，规定不在村地主的全部土地以及在村地主 1公顷以上的出租地由政府以低价强制收购后，转卖给佃农；自耕农超过规定面积（一般为3公顷）以上的土地原则上也收购转售，同时规定地租的最高限额。结果才使地主所有制被基本消灭，95％的农户成为自耕农。
沙皇俄国于1861年废除农奴制，1908年开始斯托雷平改革，结果都使地主、富农获得了更多土地。列宁认为只有土地国有，才能彻底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并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1917年11月8日，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土地法令》，宣布一切土地国有。将原来属于地主、皇室、教堂、寺院和官僚的土地共 1.5亿多俄亩(合1.635亿公顷)没收并无代价分给农民使用，使农民免除了原来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 7亿金卢布的地租和土地债务。富农的8000多万俄亩（合8720万公顷）土地收归国有，后仍由富农经营。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存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它们在建国以后未实行土地国有化，而是没收地主土地，分归无地、少地的农民和农业工人所有，仅将一部分大地主的成片土地和森林、矿藏、河流等收归国有。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因长期受外国殖民统治，前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占统治地位，非洲很多国家甚至还存在氏族部落经济。这些国家在取得独立后进行的土地改革，有的是在保留封建土地所有制前提下，将从大地主手中赎买的土地出售给农民。如印度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废除“柴明达尔”制度（原指由殖民者指派向农民征税的中间人，后成为法定地主），规定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并有补偿地征收超额土地转卖给无地、少地农民。多数拉美国家的土改，也采取类似方式。还有一些国家进行了限制地租数额的租佃改革等。有的是实行土地国有。如阿尔及利亚等将原殖民主义的种植园收归国有;少数国家如缅甸等，对大地主（拥有土地超过50英亩，约合20公顷）的土地收归国有（通过赎买），卖给或租给佃农耕种。古巴和圭亚那等也采取类似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