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推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近代建筑史学术委员
会决定于 2012年 7月召开第 13次中国近代建筑史学术年会。
此次年会由华侨大学建筑学院、金门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东京大
学生产技术研究所、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研究院、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近代建筑史
学术委员会联合主办，以“近代建筑的地域性与外来影响”为主题。
第 13次中国近代建筑史学术年会《征集论文启事》自 2011年 6月发出后，得到国内
外高等院校师生和有关方面研究人员的积极响应，来稿踊跃，提交论文 112篇。经过认真
进行筛选、评审，并同部分作者进行沟通，最终选取 83篇（占接收论文的 74%）收入此
文集。
83篇论文出自 130名研究者之手，其中外国研究者 6人、旅外学人 5人。
83篇论文涉及 10个有关专题的研究：
近代建筑史学专题论文 5篇（6%）；近代建筑演进及变迁专题论文 11篇（13.3%）；近
代城乡建设与发展专题论文 8篇（9.6%）；近代建筑类型特征专题论文 13篇（15.7%）；近
代建筑个案考察专题论文 11篇（13.3%）；近代建筑保护与再利用专题论文 11篇（13.3%）；
近代工业建筑遗产专题论文 3篇（3.6%）；近代建筑技术及材料专题论文 9篇（10.8%）；近
代建筑制度及建筑师专题论文 5篇（6%）；近代建筑传媒、史料及史学家专题论文 7篇
（8.4%）。
1986年 10月以来的十二次中国近代建筑史学术年会，共有 672篇论文收入会刊文集
正式出版；随着《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八）的面世，二十六年来中国近代建筑史
研究的十三次学术年会共有 755篇论文正式出版。
继《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七）之后，此文集将“近代建筑史学研究”列为第
一项专题，与列于第二项的“近代建筑演进及变迁”专题，含论文 16篇，近所收论文的
五分之一，逐步深入、提高的新趋向仍在
继续。
我在《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七）的前言中说过，对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中
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进行回顾总结，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有意义的重要课题。令人可喜
的是，此次李蓺楠的论文“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二十五年之状况（ 1986—2010）”和杨一
帆的论文“中国近代建筑保护与再利用近二十年来之状况”，分别从研究与保护两个角度
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
刘亦师的论文“关于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中，提出：“根据中国近代建筑史学科的特点以及前文对‘近代建筑’的定义，有必要对‘近代化’和‘现代化’作比较明确的区分：即为了区别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央政府统一部署
下、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化，我们主张将 1949年之前这一段称作‘早期现代化’或‘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简称为‘近代化’），把后者称为‘现代化’”。
“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所一直追求的目标和中国近代建筑的实际发展趋向来看，近代化无疑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而且比其他线索的涵盖面更宽。其他线索，如阶级斗争线索、殖民主义线索、反帝反封建线索、资本主义化（西方化）线索、民族主义运动线索、经济发展线索等，几乎无一不与近代化有关”，“因此，以中国近代建筑的近代化为主线，关注由近代建筑所反映出的中西关系和政局及社会的变迁，讨论近代建筑在形制、技术、思想等方面应变递嬗的过程，有利于我们加深理解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轨迹，也为一般大众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判断的依据”。
从中国近代史进程同世界史进程的关系角度来看，世界近代史开始于 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结束于 1917年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历时 277年；而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迟了 200年。西方社会步入现代史时期之日，中国的近代史时期才开始 77年。
从中国近代建筑史进程同世界建筑史进程的关系角度来看，外国近代建筑史时期一般是指 18世纪下半叶至 20世纪初。属于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建筑潮流在 19世纪中叶起源，而中国的建筑历史尚在模仿或照搬西洋建筑的古典形式。落后于世界的中国，其开始于 1840年的近代建筑的历史并没有直接加入到世界现代建筑潮流之中，而是走着一条畸形发展的曲折道路。世界现代建筑的历史发展至 20世纪中叶“后现代主义”出现，经历了近百年的进程。此时，中国建筑界才真正向现代主义敞开大门。
简言之，中国建筑史进程同世界建筑史进程绝非同步，近代相对滞后 200年，现代相对滞后 100年。中国近代建筑史进程同世界现代建筑史进程并行，但二者所处不同的社会大背景决不能混淆，我们对中国近代建筑历史的认识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所谓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主题是“现代转型”的提法，所谓把现行的中国现代建筑史和近代建筑史整合成一体的设想，都是不符合中国建筑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的。
在 1986年 10月第一次中国近代建筑史学术年会上，汪坦先生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中的分期问题，曾发表过如下看法：
“有些人似乎认为 1949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并未能摆脱封建的桎梏，这已不单是涉及建筑史的问题了。对封建遗毒的危害我虽有同感，但从全面的情况来看，还不能改变我认为 1949年以来的中国已经是新中国、是现代的中国的观点，在建筑领域发生的变化是史无前例的。
“1949年之前，我在兴业建筑师事务所，那时建筑是商品，几家事务所竞争得非常激烈；1949年以后，建筑不再是商品了，成为社会福利或实际上是工资的一部分。私人事务所绝迹了。如果说建筑是物质建设，讲建筑的数量， 1949年以后发展的迅速是无可否认的，部分城镇的面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以致建筑教育受到紧迫的压力。但是一切都‘统’了起来，连‘风格’都千方百计一定要搞出一个准官方意志来，创作探索领域十分狭隘，也是造成了形式近乎千篇一律的原因之一。
“今天看来，这建筑所具有的精神建设的一面就成为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大问题了。商品法则可能刺激创作多样化这积极面就根本谈不到了。这些都和 1949年之前迥然不同，所
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八）
以我仍主张 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下限”（《华中建筑》1987年第 2期：中国近代
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专辑）。
中国近代时期（ 1840—1949）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代时期（ 1949年—21 世
纪中叶）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中国近代建筑史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
下发生和发展的，同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中国现代建筑史之
间，有明显的社会背景的差异。
我一直认为，“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进程中，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延续，另一方面是西方外来建筑的传播。这两种建筑活动的互相作用（碰撞、交叉和融合），构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主线。中国近代建筑体现出传统承续与外来影响之双重性，则为其特性”（关于中国近代建筑之认识——写在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国际合作 20年之际，《新建筑》
2008年第 3期）。
中国近代建筑历史进程中，由于中国传统建筑的延续和西方外来建筑的传播而互相作
用构成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主线，亦可表述为“以中国近代建筑的近代化为主线”。这同
所谓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主题是“现代转型”的提法，所谓把现行的中国现代建筑史和近
代建筑史整合成一体的设想，在认识方面有本质上的不同。
此文集新增“近代建筑技术及材料”专题（相关论文 9篇，占所收论文的 10.8%），涉
及少数民族木构民居、庐山别墅、中东铁路历史建筑、内陆城市居住建筑的近代营造技术，
北京故宫皇室建筑、中东铁路历史建筑的构件特征，以及从个案跟踪到整体审视的保护技
术，反映了近代建筑史研究者在注意“研究面向现实、研究与保护并重”的同时，已经开
始关注对建筑技术的考察和探讨。
刘珊珊的论文“中国近代建筑技术史研究状况及前景”中，明确提出中国建筑的近代
化进程从本质上说是从传统的木结构建筑体系变为以近代建筑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建筑体
系的过程。虽然对此在近代建筑历史综合研究中已有所涉及，在各地区的近代建筑历史研
究中也得到了普遍的注意，但真正从建筑技术角度对中国近代建筑历史进行研究的专著尚
不多见。
从刘珊珊论文所选取的 90 篇相关学术论文和各高校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来看，华东
地区的论文达 35 篇，近 40%。由此可看出研究情况的薄弱和不均衡。综合研究的论文 9篇，
仅占 10%。但是，为进一步的
研究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编写《中国近代建筑技术史》，创设中国近代建筑技术史
研究学科领域，也提到了议事日程。
在 1992年 10月第四次中国近代建筑史学术年会上，汪坦先生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编
写问题，曾发表过如下看法：
“按一般概念，建筑从来被认为具备两重特性：技术性的一面和艺术性的另一面。在
编写建筑历史的实际情况中，大致存在三种方式 ——着重以技术发展为纲的，以艺术演变
为纲的或两者兼顾的通史。本来是一体化的对象，要分别表达或综合叙述又以文字为主来
阐释形象的历史，当然容易出现许多难处乃至畸轻畸重”（第四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
论会论文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年 10月）。
前 言 III
期待下一步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能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对近代建筑“技术性的一面”予以关注，认识其“两重特性”，力求对近代建筑这个“一体化的对象”有较全面的认识。
2008年 12月在福州举行的“中国工业建筑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中国举行的第一次研究中国工业建筑遗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两年后，2010年 11月 5日，中国建筑学会工业建筑遗产学术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是我国关于工业建筑遗产保护的第一个学术组织。同时举办的“2010 年中国首届工业建筑遗产学术研讨会”，以及通过的《抢救工业遗产——关于中国工业建筑遗产保护的倡议书》，标志着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在 2006年 4月 18日通过的《无锡建议》基础上，迈上了一个新台阶。——2008年 12月福州研讨会成为中国工业建筑遗产研究在全国范围内正式起步的标志。
借鉴中国工业建筑遗产研究开展的成功经验，以此推动中国近代建筑技术史研究工作的开展。
在 1986年 10月第一次中国近代建筑史学术年会上，汪坦先生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问题，曾发表过如下看法：
“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根基还薄弱，我设想的是一种十分轻松、自由，大家一起来搞的局面。什么方法都行，不给自己套上什么枷锁，不把研究的范围弄得很窄，使人望而却步。有兴趣的都来搞，像玩古董一样来搞研究为什么不可以呢？这样研究来研究去，可能会搞出很有意思的东西来，也可以补一些目的性很严肃的研究之不足”（《华中建筑》1987年第 2期：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专辑）。
“有兴趣的都来搞”，“像玩古董一样来搞研究”，就是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动各方面的力量。经过二十六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和辛勤耕耘，我们已经收获了丰硕成果。但是，还不够坚实，特别是研究水平更有待于提高，只有在理论层面的提升和对系统研究的把握，才能使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在此前基础上有长足发展。
汪坦先生在号召“像玩古董一样来搞研究”的同时，特别对建筑历史理论研究的两种方法进行了分析：
“一是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另一就是比较的方法。我们研究历史时所面对的文献资料基本上都是符号，按照信息论的解释通过传递交流的过滤之后必然要产生与事实不符的误差，所以考证的功夫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把建筑纯粹当作符号是说不通的，它同时既是符号又是物（对象） ——符号所反映的东西，它们部分是可以直接观察的，像物理事实一样。要把语言学的符号学研究成果移植到建筑历史理论的探讨上来，要克服的障碍还多。比较的方法应用在历史研究上由来已久，当然今天所说的比较学要比弗来彻（ Banister Fletcher， 1866—1953）时系统复杂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华中建筑》1987年第 2期：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讨论会论文专辑）。
遗憾的是，，多有把建筑和资料仅停留在“符号”的表象层面上，缺乏考证，不作研究，认识没有深度的情况；再加上对比较的方法一无所知，就物论物，更使认识不能由表及里，看到实质，发掘出内涵。
IV 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八）
我在第 12 次中国近代建筑史学术年会闭幕式的总结发言中说过，积二十多年中国近
代建筑史研究之体会，深感我们在工作中要不断地“向后看，向前看；向左看，向右看”。
向后看，不断地总结，吸取经验和教训；向前看，紧跟社会发展趋势，与时俱进；向左看，
学习、借鉴东邻学者的研究方法与经验；向右看，学习、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与经验。
朱文一院长进而提出的“向下看，向上看”，则对开扩我们研究的视野、提升我们研
究的层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发展，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日益广泛；“学科际”或“跨学科”研
究活动构成了交叉科学知识体系，集分化与综合于一体，实现了科学的整体化。学科交叉
的方式多种多样，跨度日益增大，层次不断加深。唯有从多视角出发，采取交叉思维的方
式，进行跨学科研究，才可能形成正确完整的认识。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自 2008年开始进入“深化”阶段；今天，“深化”阶段刚刚历经四年的时间。在今后的几年里，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向理论层面提
升、凸显学术性，近代建筑史学术委员会组织健全完善、进一步加强引导性，当是摆在我
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八）反映了近两年关于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是一部具有学术代表性的重要文献。承各位作者积极配合，清华大学出版社大力支持，教
育部 2011年度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清华大学“ 985工程”三期本科教材及
教学资源专题建设项目联合资助，使之得以在研讨会之前问世。
作为此次会议的主办单位之一和承办单位，为开好此次会议，金门大学人文社会学院、
华侨大学建筑学院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进行了周密妥帖的安排，为第 13 次中国近
代建筑史学术年会在海峡两岸的顺利召开，创造了条件。
今天，在第 13 次中国近代建筑史学术年会即将召开之际，谨对大力支持会议召开的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华侨大学建筑学院、金门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各级领导，对合作多年并
一直对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予以关注的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村松伸教授，对伯克利加
州大学东亚研究院叶文心教授，对为会议召开付出辛勤劳动的金门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华
侨大学建筑学院各位同人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对热情代为发布征求论文启事、进行相关报
道的建筑文化媒体，对积极支持此次研讨会、踊跃提交论文的研究者，对清华大学出版社，
对关注、支持此次研讨会的有关人士、机构和组织，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预祝 7月第 13次中国近代建筑史学术年会顺利、圆满、成功！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
主任委员
近代建筑史学术委员会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2012年5月8日 ·北京
前 言 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