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信息化技术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使得传统会计报告系统立足的基础理论正面临着冲击，表现为：

(1)会计主体假设面对现实与虚拟空间中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和创新，在主体多元化、边界模糊化的趋势下开始感到困扰(乔吉俊，2008)；

(2)持续经营与会计分期在“实时” 与“非等距分期”财务报告系统理念的冲击下，由于信息时效性、短期经营行为等问题而备受责难；

(3)货币计量假设在“币值不变”前提的阴影下徘徊已久，如今更要回答基于非货币性因素造成的企业价值难以计量的众多市场质疑(王纪纲，2000)。

2007年我国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对新时代的挑战作出了回应，会计报告系统的变革表现为：

(1)改变了财务报告单一的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兼容采用了公允价值计量，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使计量基础更加科学、合理；

(2)财务报表在体系设计、内部结构以及列报项目等方面变化显著(彭喜斌，2006)，规范与指标更利于使用者掌握企业的债务状况、判断净利润的质量及风险，并使投资者能全面了解所有者权益的综合变动情况；

(3)对涉及财务报告的信息披露问题做了更完善的要求，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计量和列报均有突破性进展，会计报表附注已多达53项(张陶勇，2007)，能较全面地反映企业的各项财会信息等。

然而，上述改进却仍然无法应对会计主体的弹性化与虚拟化、历史信息与未来决策的不对称性 传统财务报告偏重“硬资产”的披露等问题。对于企业人力资源、产品质量、客户服务、企业文化等“软性”资产信息，以及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社会责任信息，即使是新准则体系下的披露要求也仍不完备。

(一)对内与对外报告的协同融合会计报告系统是实现会计目标的一系列载体，对会计目标的论述通常有“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两种。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认为，财务报表或财务报告的目标，应同时满足“提供对决策有用的信息”和“反映管理当局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两方面要求。纵观企业会计报告的演变史，从资产负债观、经济收益观到信息观的重心转变过程，也见证『会计目标一直是双元目标(汪家常，2003)。

由于财务会计呈报的信息具有客观性和可验证性，为了保证这一特点而被局限于一些准确的历史性信息。

因此，在现实经济条件下，当使用者愈发地关注很多新领域出现的一些不确定信息时，如知识资本、人力资源、责任绩效等，管理会计信息对外披露就成为必然的趋势(汪家常，2003)。对内与对外两种报告系统协同、融合的必要性表现在：

(1)我国财务报告体系的改革，必须以财务会计改革为先导原则(马久芳，2006)。如衍生金融工具、自创商誉、养老金等项目，只有住财务会计解决了其确认和计量方法以后，才能逐步被纳入财务报告范畴。在现有情况下，以“面向受托责任”为主是对财务会计报告的合理界定，许多决策有用信息仍难以纳人财务报表体系。

(2)管理会计报告的“外化”披露，以“面向决策有用”为主。不仅能使企业外部人员获得与内部管理层近似同等程度的会计信息(排除商业机密)，产生诸如避免信息不对称、防范会计舞弊、降低交易费用和协调信息需求等许多积极效应(汪家常，2003)，从而保证决策的有效性，而且可以改进一味增加财务会计报表数量和通过旁注、脚注、附表等形式进行补充、说明或解释的单纯做法。

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复合报告模式，兼容了法定与自愿披露、历史与预测信息、综合与分部信息、财务与非财务信息、核心与非核心信息，共同服务于会计总目标，既能有效摆脱会计理论面临的困扰又能应对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发展，不仅可以节约信息加工成本，减少财务呈报的工作量，还可以产生更大的整体效用。

(二)企业与政府角色的观念变革改进在协同论基础上的复合会计报告系统模式，显然会面临大量操作性的技术问题。但更为首要的影响因素则是，企业与政府在该进程中将扮演的角色及其观念变革。

目前，很多企业尚无法理解复合会计报告系统的真正涵义，表现在：

(1)有些会计师认为，数量与日俱增的管理会计报表增加了财务人员的负担，甚至是导致企业财务报告缺乏及时性的原因(刘贤志，2005)。比如在一些大中型企业，财务人员要按照内部专业管理的要求，从价格、单位成本、费用、税收、福利等不同方面编制一些特殊用途的内部报表，抱怨其工作量已经超过r编制国家规定的财务报告的工作量。

(2)有些报告系统中，由于没有强调内部报告的形式，特别是对日常控制的报告涉及较少，甚至把内外报告做成了真假两套报告(周成彦，2003)。比如一些正逐步发展的中小规模企业，对内与对外报告采用同样的格式和内容(排除虚假信息因素)，无法向管理当局提供日常现金流动、资金成本预算、责任会计控制等一些重要信息。

另一方面，我国政府部门也缺乏推动引导的积极观研究与探索念，表现为：

(1)我国的会计报告系统改革，政府更注重建立、维护市场秩序和对投资者的保护，而对按客户的决策需求提供多样化的企业报告则是循序渐进 比如目前“基本准则” 的注意力就并未涉及“潜在”投资者的信息需求，难以体现会计报告目标的预测性(钟安石，2007)；

(2)从政府监管、规范的需要出发，我国“基本准则”将可靠性列在相关性之前，认为不可靠造成的风险远大于违背相关性产生的风险， 比如在“中期财务报告” 中规定了采用与年度会计报表一致的会计政策，使用者很难从中期财务报告获得对年度报告的预测信息(彭喜斌，2006)，过多强调可靠性而大大忽视相关性的思维导向，对内与对外报告系统的“协同融合”就无从谈起。

会计报告系统改革需要创新思维，对内与对外报告的复合披露模式，有助于解决人为划分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所造成的方法争端和资源冲突，体现r会计不仪足一种技术性学科，它还是一门行为和政治性学科f马维华，1998)。未来的企业报告模式必须超越传统会计计量与报告的“真实”基础，确保会计信息在引导正确的经营行为，加强文化价值共享、使关键客户满：卷等方面同样发挥重要的作用(马维华，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