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有关技术转让方面谈判的专家，邹骥教授对于世界先进的低碳技术以及我国的发展现状有一个总体的了解。据他介绍，以高能效技术来看，发达国家的综合能效，也就是一次能源投入经济体的转换效率达到45%，而我国只能达到35%。这两年，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整体来看还是很落后，而且发展十分不平衡。
如果分领域来看，电力行业中煤电的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技术（IGCC）、高参数超超临界机组技术、热电多联产技术等，我国已经初步掌握，而且这两年进步很快，但仍不太成熟，产业化还有一定问题。
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方面，大型风力发电设备、高性价比太阳能光伏电池技术、燃料电池技术、生物质能技术及氢能技术等，与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也还有不小差距。
在交通领域，例如汽车的燃油经济性问题、混合动力汽车的相关技术等，我们虽然掌握一些，但短时间无法达到产业化的水平。对于冶金、化工、建筑等领域的节能和提高能效技术，我们在系统控制方面，还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IPCC报告指出，未来全球能源基础设施投资预计到2030年超过20万亿美元。国际能源机构估算，2001—2030年，中国能源部门需要投资2.3万亿美元，其中80%用于电力投资，约为1.84万亿美元。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对长期温室气体排放具有较大影响。
邹骥告诉记者，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果只使用当前的非低碳技术，对于环境的伤害是不可逆转的。“我们的技术，从目前来看还达不到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而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又停不下来，那么用落后技术建成的固定资产不可能在短期内推掉重建。这就将形成一个能源基础设施在其生命周期内的资金和技术锁定效应，因此造成的高排放问题将很难解决。我们一定要尽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对于一直研究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并参与气候谈判的专家，邹骥更希望通过气候变化这场国际博弈，在为中国争取更多的发展空间的同时，促进提高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评价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综合实力的时候，如果是一个污染型的经济，这表明它没有竞争力，不合世界发展潮流。如果真能通过这场国际博弈，让中国经济在二三十年后变成一个更清洁的低碳经济，掌握更多的低碳技术，到那时中国的经济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真正富强了，应该是一种积善成德、施惠于人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