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世界各国都强调，先进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是解决气候变化的最终手段。《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也都特别强调，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先进技术，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为什么技术转让这么难呢？”

“这些技术关乎发达国家的相关企业，甚至整个国家在低碳经济时代的核心竞争力，怎么可能轻易地转让出去呢？”作为长期参与我国气候变化谈判的专家，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院的刘滨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吕学都也认为，发达国家担心转让先进技术会影响其国内产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10多年的气候谈判中，虽然在相关的公约和协议中都声称转让技术，但总是以各种借口拖延这项义务的履行。虽然缔约方会议已经就技术转让问题作出过大量决定，但真正实现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先进技术以减排温室气体的案例，还没有在缔约方会议上展示过。

“在每一次的缔约方会议上，发展中国家都要求发达国家切实履行转让先进技术的义务，谈了10多年，丝毫没有进展。”由于在气候变化谈判中负责技术转让这一部分，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的邹骥教授，一谈到这个“不老”的议题就显得特别沮丧。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技术确实是未来发展的竞争手段。发达国家虽然在政治上承诺了，但是在行动上却拖了10多年都不付诸实质性行动，到现在也没有任何迹象会改变这种状况。而对于那些具有很好经济效益的技术，要发达国家转让就会更加困难了。”

吕学都告诉记者，2005年7月，中国、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韩国六国发表了《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新伙伴计划意向宣言》，这实际上是个联合技术研究和开发协定；2005年9月，中国和欧盟发表了《中国和欧盟气候变化联合宣言》，确定中欧将在低碳技术的开发、应用和转让方面加强务实合作，尤其是在提高能源效率、促进可再生能源开发方面加强合作，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但这些宣言是否能够得到真正实施，还需时日检验。从到目前为止的进展看，还不能够说让人满意，至少中国方面对此寄予很高期望，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先进技术的合作和转让。

我们自己的技术水平不高，自主研发缺乏资金和相应的技术积累，发达国家又不积极行动转让先进技术，这道难题真的无解么？

2013年7月13日，家发改委能源所姜克隽研究员步出机舱，抬头看看灰蒙蒙的天空，无奈地叹了口气。他刚刚从欧洲飞回北京，仅仅十来个小时的航程，却分开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空气环境。

“北京现在的人均GDP已经突破5000美元，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已经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可是我们的环境质量、生活质量呢？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么？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不改不行了。我们怎么就不能投入些资金搞低碳技术，提高竞争力？”姜克隽的观点不无道理。“国际上对我们的减排压力，也许正是一次机遇，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提升产业结构，提高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姜克隽告诉记者，据他了解，美国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虽然没有了减排压力，但相应的，低碳技术研发的动力也就小了许多，在某些领域，美国的领先地位已经逐渐被欧洲和日本取代。“压力有时也可以变成动力的！”

姜克隽给记者举了个例子。由于我国的能源结构是以煤为主，因此对“煤的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技术”的需求就很大，超临界机组和超超临界机组，一直以来我们都没能很好地掌握，但这两年却有了飞跃发展，已经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并且开始向其他国家出口设备了。

“其实，只要国家有硬性要求，又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再加上市场这只手的调控，中国人的创造力将是惊人的！”

虽然有专家不太认同姜克隽的观点，认为他把问题想得太乐观了，但大都认为应尽快找到应对办法，提高我们的研究技术水平，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低碳经济。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我们错失良机，将来就会陷入被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潘家华研究员说：“一般企业都是按50年的规模投资的，所以现在就要有所准备。”

潘家华担心，一些发达国家会把碳密集产业和高能耗项目向中国转移。未来数年，日本的一些钢铁产业就可能转向中国。而这些投资规模很大的项目，50年内很难搬走。“这些产业大规模转移进来，我们在第一个、第二个承诺期可以不履行《京都议定书》，但第三个承诺期到来时，我们却可能被投资套牢，如果把这些产业再转移出去，对就业、再就业和经济发展将有很大的冲击。”潘家华说。面对这道难解的题，我们已经无路可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