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多部民间版建议稿的正式文本尚未出台，但大致框架却有章可循：

多位律师界人士认为征收立法进程应由立法机关主导。秦兵说：“人大职责之一是立法。希望在全国人大开会时能出来第一稿，让代表们先看一下。我们希望能让更多关注拆迁案件的律师们参与进来。”

而王才亮亦表示，全国人大应在重大项目审批上有所作为，“如果是涉及到全国范围内的重大项目，应该由全国人大表决通过。”

关于限制征收权力的滥用，成为未来几部民间版建议稿的重点所在。如王才亮就建议，关于不动产征收的前提，应该在宪法和物权法所规定的公共利益和法定程序基础上增加“不可替代性”要求：“征收必须在政府迫于无奈、不得不征的情况下才征收。”

如何确定这里的“不可替代性”要求？王才亮认为，一是需要通过由立项管理机关主导的专家论证，对项目的必要性进行论证；二是在国务院设立正部级不动产征收管理局，在地方政府设立相应机构作为征收管理机关，由它们主导听证程序。

“从立项到做出征收决定，保证征收全过程都有法律救济途径。”王才亮说，地方政府当“地主”来经营炒作土地必然缺少监督，从而导致权力个人化、财富个人化：“民主监督是开放的，所以我主张每个环节都要听证，让老百姓知道。总是暗箱操作，好东西都变成坏东西，好决定都会变成坏决定。”

征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的实质，是背后的巨大利益分配不均。确定征收后怎么保护被征收人的利益？王才亮提出了两个“必须保证”条款：必须保证被征收人不因征收而贫困、降低生活水平和产生住房困难；必须保证被征收企业不因征收而无法正常经营。

针对近期各地频发的由政府、城管等机关强制拆迁所引发的现实，王才亮强调，在未来的征收立法中，应该明确，强制拆迁的权力只能赋予法院，从而明确剥夺政府和城管强拆的权力。

新法能否改变拆迁矛盾频发的困局？多数受访者予以否认。如杨在明认为，在中国，拆迁已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历史遗留等各方面，通过修法来解决拆迁问题不现实，而只能解决部分问题。他主张建立拆迁户与政府、开发商协商、沟通的平台，方是解决拆迁问题的根本出路。

民间立法潮能否加快征收变法？多位受访学者对此持审慎态度。

“民间立法的建议是否到位？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立法遇到的难题？对于相关制度建设有没有成熟考虑？上述因素都是不确定的。”北大法学院副院长沈岿给出了自己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