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会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发展产生影响；而社会经济路径、适应和减缓行动以及相关治理又将影响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人类社会可以采取适应行动缓解风险，同时社会经济发展路径特别是减缓选择又会改变人类对气候系统的影响程度，进而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总体而言，气候变化、影响、适应、经济社会过程等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单向线性关系，需要在一个复合统一的系统框架下予以认识和理解。正确应对气候变化，需要针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可能产生的风险作出判断，特别是世界各地的脆弱人群、脆弱产业和脆弱生态系统，是决策者最要关注的地方。气候变化的风险程度来自于脆弱性(缺乏准备)和暴露度(处于危害状态的人或资产)与各种危害(触发气候事件或趋势)的叠加作用。在为降低风险采取明智行动时，必须将上述3 个要素均作为考虑对象，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风险。
我们应当按照地球承受力最小的情况来实施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如欲将全球平均地表温度的上升控制在2℃以内，就必须迅速减少排放温室气体，并改变能源结构。只有控制温升在2℃之内，才能避免森林大火、海平面上升、热浪等日益增加的风险。人类的商业生产模式正处于错误的排放路径上，但研究表明，通过积极进取的行动，仍有可能走上正确的轨道。为遏制逐渐失控的全球变暖，我们的减排力度必须达到一定水平，并考虑以下6个问题：
(1) 如果不采取减排行动，全球变暖将会超过4℃。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已达到历史最高。即便所有国家都能切实履行减排承诺，离21 世纪末将全球温升(相比人类业化之前)控制在2℃之内的目标仍很遥远。事实上，如果不采取进一步行动，全球地表面平均温度将比工业化时代前高出3.7~4.8℃，这将引发灾难性后果。例如，温升1℃，世界上就有7%的人口面临缺水超过20%的风险；上升2℃，森林等生态系统将极易引起突发和不可逆转的变化风险，而树木能蓄存大量的CO2，这一逆转又会导致新一轮的气候变化影响；如果温升超过4℃，会发生大面积珊瑚礁死亡和严重粮食短缺，等等。
(2) 我们已经消耗了50%以上的“碳预算”(即为了使温升不超过2℃，全球可排放的碳总量)。通过采取积极措施，迅速减少排放，从技术层面和实践层面看，将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之内的目标依然有希望，从而避免最恶劣的气候变化影响和后果。
(3) 必须立刻采取行动，未来10 年的行动极为关键，2030 年前世界必须走上低排放之路。减排行动越晚，实现温升不超过2℃的目标就越困难。基础设施建设不当(如建筑和城市的建设方式)将把社会锁定在高排放道路上难以解脱，为此要付出高昂代价。拖延意味着未来减排幅度将更高。例如，如果不减排，则到2030 年排放量将高达55 Gt CO2，那么，2030-2050年，我们只有平均每年将全球排放减少6%，才能控制温升不超过2℃(2010 年CO2排放总量为49 Gt)。拖延减排的时间越长，实现温升不超过2℃的目标就越复杂、越困难，成本也越高，人们就会越依赖碳捕获与封存的生物能源技术，这些技术存在潜在风险，同时在融资和规模化测试方面也面临诸多问题，都可能导致排放浓度超标。
(4) 长期而言，应彻底消除排放。有模型显示，为将温升控制在2℃以内，到2030 年和2050 年全球排放应比2010 年分别降低39%和72%。最重要的是，在大部分有可能温升不超过2℃的情景下，210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都将降为“零甚至为负”，而这就要求逐步彻底消除温室气体排放。
(5) 全球都应当开展行动。除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开展减排行动外，国际合作必不可少。气候变化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因此，每个个体、每个企业和每个国家都应当参与之中。没有一个固定模式能告诉大家如何达到必须的减排目标，但毋庸置疑的是，我们必须开展国际合作。由于各国在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能力各不相同，因此国际合作可以决定各国气候行动的权利和责任。公平的协同行动将有助于进一步开展合作和接下来的行动。
(6) 向低排放转型，需要变革。必须大规模地改革能源系统和土地使用。为实现这一变革，要充分利用现有技术和行为模式，例如，到2050 年，实现大部分发电装置脱碳；逐步淘汰不使用碳捕获与封存技术的煤电；今后40 年，将低碳能源供应(如太阳能、风能、水电、碳捕获与封存)增加4 倍；转变消费模式，如减少食物浪费、改变饮食结构；利用现有效率最佳的工业技术，可以使工业领域的能耗强度降低25%。须知工业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行业，如能实施减排，将是一项重大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