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来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体制主要经历了坊厢、里甲等制度。由于城市与乡村联系紧密，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呈现出一种政府控制的差序格局状态。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城市建立了以“单位制”为主，街居制为辅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整个社区呈现出政府为单一主体的治理结构。

单位制对社会的整合是全方位的。从横向整合上来看，政府不仅通过“低工资高就业”的安置方式把几乎所有的城市劳动力整合到了单位体制中，而且通过“统包统配”的方式成功地实现了对城市劳动就业行为的控制和整合。此外，国家建立起来的单位保障和单位福利制度，不仅使职工个人，而且使职工家属也形成为一种与单位之间的高度依附和高度服从的关系，从而形成了单位对社会的超强整合。从纵向整合上来看，党和政府通过编制企事业单位隶属关系网络，下级企事业单位隶属和服从上级企事业单位，而最上级企事业单位又隶属和服从于国家各个部门。总之，此时国家犹如一个巨大的“蜂巢”，将一个个单位吸附于其中，而单位又如“类蜂巢”将一个个社会成员吸附其中，从而形成一个“蜂窝状”社会。单位构成了城市的基本细胞，成为国家对社会进行有效控制和整合的微观基础。

当然，单位制对城市社会的整合尽管是全方位的，但并不是万能的。这是因为在城市社会还存在着一些无单位归属的居民。其主要成分是缺乏就业能力的老年妇女、残疾人和其他社会闲散人员。如果就其社会地位而言，他们属于社会边缘人群。对这一部分人群，国家通过以户籍为基础的居民委员会将其整合起来，形成为单位制的补充。

单位制存在和运行的条件有二：一是公有制尤其是国家所有制取代其他所有制经济成分，形成独霸天下的格局。公有制单位完全隶属于政府，政府可以利用其对单位资源的掌控并通过单位完成对单位职工整合；二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使得政府可以直接管理单位的经济和一切社会事务，使单位成为政府的附属和社会整合工具。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单位体制相伴生的各种弊端日益明显。为割除弊端，中国进行了号称“第二次革命”的改革。改革的首要内容就是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从“公有制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到“公有制为主体，其他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政策调整的不断深入，传统公有制独霸天下的格局最终解体。改革不仅冲击着传统的所有制结构，而且也带来了经济管理体制的革新。从“计划调节为主，但要注意市场的辅助调节作用”，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正在逐步并将最终取代计划经济体制。这样，单位制存在和运行的两个基本条件在改革政策的荡涤下已不复存在，单位制也随之解体。

单位制的解体，也就意味着国家难以继续利用单位完成对社会的超强整合。与所有制结构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的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以及单位与社会分离(将原来行政事业和企业单位承担的社会功能从单位中剥离出来，交由社会)，极大地改变着传统的国家微观基础。“单位人”重新回归为“社会人”、“社区人”，社区也重新成为国家进行社会整合的单元。然而，传统居民委员会整合力量配置很弱、整合功能单一的缺陷使其难以完成这一时代使命。由此就需要政府再次改革社会整合制度。这次整合制度改革的对象是城市社区，改革的方式是开展社区建设，改革的内容是重新构建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并通过新的社区治理结构进行社会资源的动员与整合。

从整个中国社区建设的过程来看，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改革有两种基本导向：一是行政导向，即强化基层政府功能，主要运用政府及其所控制的资源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整合。并形成“新政府社会”。最典型的是20世纪90年代上海提出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落实”。这一做法为北京、石家庄等地借鉴和引用；二是自治导向，即强化基层社区的功能，主要通过建立社区自治组织进行社会整合，并形成“社区制”社会。最典型的是“沈阳模式”和“江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