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策、体制原因引发的税收执法风险。

一是自由裁量幅度过大易诱发执法风险。税收执法的自由裁量权是税务机关于执法过程中，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自行决定如何适用税法的权力。目前，部分税收法律法规规定过于概括简约，如在稽查处罚环节，税务机关对偷税的，可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0.5-5倍以下的罚款，又如在税额核定、税负调整、纳税评估等征收环节，“自由裁量权”容易被滥用，导致自由裁量幅度过大，容易诱发税收执法风险。

二是税务机关内部规定不严密易诱发执法风险。为保证工作的正常运转或更好地落实好上级精神，税务机关往往都会结合实际制定更加详细、更加具体的操作办法和内部规定。而这些内部文件，是在特定时期为加强征收管理而制订的内部制度，往往只单纯地强调税务人员本身的责任，容易忽视对内部工作人员的法律保护，一旦出现问题往往为司法机关追究税务人员的责任提供了依据，容易产生税收执法风险。

三是税收执法权力相对集中易产生执法风险。一方面是征、管、查相对独立，权力相对集中到部门；另一方面，部分岗位权力过于集中，如稽查局负责全系统的稽查工作，虽然其内部实行的是选案、实施、审理、执行四岗分离，但由于选案与审理对实施系列的监督制约十分有限，权力仍主要集中在实施岗位，从而容易产生税收执法风险。

四是执法监督力度不够易产生执法风险。税务系统的执法监督体制主要以事后监督为主，而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很难发挥应有作用，特别是税收执法各岗位之间以及执法过程中各环节之间缺乏严密的相互监督和制约，对税收执法权力从行政内部加强纵向制约和发挥纳税人对行政权的横向制约未能完全实现，尚未形成对税收权力真正有效的制约机制，从而易引发税收执法风险。

(二)环境因素引发的税收执法风险。

一是地方政府干预容易引发执法风险。一些地方政府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出台一些与现行税法规定冲突的税收优惠政策。在这些优惠政策和税法相冲突的时候，税务部门往往左右两难，而产生的执法风险却由税务部门独自承担。

二是纳税人偷逃税形式多变增加执法风险。随着企业生产经营方式的日新月异，纳税人偷逃税形式多样、手段翻新、日趋隐蔽化，增加了税务部门税源监控、税务检查的难度，从而也增大了税收执法风险。

三是人情干扰执法增加执法风险。法治理念还没有完全深入人心，部分纳税人在法与理、法与情等方面还存在模糊认识，说情送礼成为个别纳税人为了少缴税或逃避税务处罚惯用的手段。少数意志不坚定的税务人员因而成为金钱、美色的俘虏，这也是税收执法风险的一个重要成因。

(三)个人原因引发的税收执法风险。

一是风险意识不强。客观来看，许多税务干部具有一定的风险防范意识，知道“贪污受贿”会导致对个人责任的追究，但有些税务干部对由于税收执法行为不当可能导致的风险和后果没有明确认识，对在执法过程中如何避免风险的发生缺乏有效认知，往往产生“没有吃拿卡要”就不会有执法风险的错误认识。

二是个人私利引发执法风险。一些税务干部缺乏法制观念和廉政意识，在人情、金钱和物质利益的诱惑下，为了一己私利，滥用职权，收人情税、关系税。这种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现象，是导致执法风险存在的重要因素。

三是执法质量不高。税收执法人员自身业务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其执法风险的高低。而还存在少数税务人员素质不高，业务能力不足，习惯于传统的工作思维和征管方式，导致税收执法出现风险。如税务执法人员对税法及相关法的理解上的偏差，以及制作税务执法文书不严谨、不规范，执法中不注意收集证据或收集的证据证明力不强等问题，都是执法质量不高的表现。执法人员错误的、随意的、质量不高的执法行为，决定了执法风险的存在是必然的。

四是执法不文明。一些税务人员执法方式简单、执法手段粗暴，诱使征纳双方矛盾激化，恶化执法环境等，也是引发执法风险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