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合同关系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类型：

其一，国家通过政府机构或设立企业、委托代理人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或经济关系，或者当事人直接受制于国家政策或政府意志订立合同而形成的合同关系。这类关系的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是国家机关或必须执行国家政策的主体，合同内容需要体现国家的政策或政府意志。

其二，平等的国家机关或财政主体之间的经济协作关系。作为在行政或财政上互相没有隶属关系的所谓平等国家机关或财政主体，它们在利益或政策驱动下，在平等互利的经济协作中为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并保证协作事项的实现而订立的协议，也属于经济合同和经济法调整的范围。

兹不完全列举如下：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这种合同将国家法律、政策确定的条件和政府土地管理的要求与合同条款有机、紧密地结合，并由政府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是一种十分典型的经济合同。

2.政府采购合同。这是作为采购人的国家机关和其他主体采购纳入政府采购管理的货物、工程和服务，适用《政府采购法》，而与供应商订立的合同。不在此范围的“政府采购”则属于民商事合同的范畴。

3.中央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与其他主体订立的借贷合同等。这种合同与落实、实现国家政策和政府管理目的相联系，主要是借贷合同，也包括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中买卖货币而订立的合同等。

4.国有企业或公司承包、租赁合同。这是落实国家(中央或地方)与国有(包括控制)企业、公司之间责、权、利关系的一种法律形式。其形式多种多样，从所有者代表一方看,既可以是作为具体股东的出资者，也可能是行使抽象老板(所有者)职能的财政部门,甚至是企业的董事会；从企业一方看，则既可以是企业、公司本身，也可能是特定的经营者如总经理、董事长等或管理层整体与代表所有者的一方订立合同；从合同内容看，既可以全面涵盖各种经营指标，也可能仅包括某方面内容或某种指标，如经营者报酬与经营如何挂钩、扭亏为盈、审计责任等。

5.PPP和政府特许经营合同。在政府与社会合作从事基础设施和市政等建设、公用事业引入竞争和民营化，以及在自然垄断和法定垄断领域，这种合同的运用越来越普遍。通过这种法律形式，把对企业的公共性要求，由政府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表达出来，落实为合同内容，既强化了企业一方的权利、义务，也对政府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政府受到了合同的具体、细致的约束，不能再凭行政权力单方面行事——“我命令、你服从”，稍有疏忽、懈怠就可能被告上法庭，以致承担高额的赔偿或补偿责任。在政府对国有企业、公司特许经营的情况下，所订合同也可归为承包范畴，为广义的承包合同。

6.政府担保合同。政府为特定债务提供担保，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提及的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所提供的担保等，在公共财政用于经济目的和公共性投资、贷款越来越普遍的情况下，这是十分必要的。没有政府信用和财政的支持、保证，这些活动就难以正常进行。由于担保的后果最终需由财政来承担，所以对其须依法加以一定的管理、控制，建立相应的程序和监督制度。

7.指令性合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指令性计划趋于消亡，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已从行政性的计划手段转为主要运用间接的经济手段，但在一定条件下，如救灾或发生紧急状态时，或者对于涉及国家重要经济利益、国家安全或为实现国家某种目标的特定产品和项目，仍可能予以行政性安排、调拨、指令性生产、国家订货等，从而形成指令性合同。这种合同与计划经济时期的指令性计划合同并无本质区别，是行政性很强的经济合同。

8.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这种合同与村民自治和集体所有紧密相关，事关基层和社会稳定，加之农民处于弱势、分散状态，所以通过法律、党和国家的政策、政府的指导和管理等，对合同的订立和主要合同条件作具体的规定和要求，使之获得了经济合同的性质。

9.互无隶属关系的国家机关或财政主体间的经济协作合同。如省、直辖市、自治区之间，中央部委与地方之间等双方或多方的协议或合同，内容包括投资建设道路、机场、水坝、林场,电力建设、供应,省际或市际对口协作、支援等。这类经济合同中不存在居于主导的一方，当事人之间是平等的，但其订立、履行都直接体现国家意志,是政府参与、调控经济的手段，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因而也属于经济合同，对于区域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