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水调沙 ，就是在现代化技术条件下，利用工程设施和调度手段，通过水流的冲击，将水库的泥沙和河床的淤沙适时送入大海，从而减少库区和河床的淤积，增大主槽的行洪能力。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实施这一方略始自新世纪之初，而“以水冲沙”理论和方略的提出却源远流长。只是因为受制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等因素，这一正确的认识难以实施，只能束之高阁。

治黄百难，唯沙为首。黄河区别于其他江河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沙多水少、水沙关系不协调。黄河多年平均年径流量580亿立方米，但输沙量却达16亿吨。它是世界上含泥沙最多的河流。早在先秦时代，黄河就被称为“浊河”，汉时更有“一石水而六斗泥”之说。

黄河虽然泥沙最多，但并非全河皆多、全线皆多。其上游水体较清，中游由于黄土高原的洪水冲刷，导致泥沙俱下、水体浑浊；而下游容易淤积，造成河床抬高。倘一决口，必然泛滥成灾。黄河下游洪水灾害成为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据史料记载，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的2540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年份为543年，决口达1590次，改道26次，平均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洪水淹没波及范围南至江淮，北至天津，面积达25万平方公里，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因此，历史上有“黄河难以读懂”之说。毛泽东同志曾经讲过：“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他强调“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在漫长的治黄历史上，先人们在艰难地探索黄河运行规律中，逐步了解了黄河“害在下游、病在中游、根在泥沙”的问题，深切地体会到：治黄百难，唯沙为首。

为了除害兴利，历代劳动人民，特别是先贤们对如何治理黄河作出了种种努力，曾产生过多种多样的治黄理论和治黄方略。从远古时代对黄河实施“疏川导滞”到战国时期“宽立堤防”，从汉时的“贾让三策”（上策是人工改道、不与水争，中策是黄河窄段分流、分水杀怒，下策是在原有的河道上加固堤防）到宋代的兴筑遥堤，无不闪耀着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芒。特别是明末潘季驯提出的“束水攻沙”、清代靳辅和陈璜的“以水攻沙”理论和采取的实施方案，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到了近代，李仪祉、张含英、恩格思（德国水利专家）等人，又对黄河治理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和主张。新中国成立后，王化云等专家都主张对黄河实行上中下游综合治理。在下游“宽滩窄槽”，宽滩用于滞洪、削峰和淤滩刷槽，窄槽则指固定中水河槽，提高河床水流泄洪挟沙输沙能力。1986年5月，他又概括地提出“拦、用、调、排”四字治河方略，其中“调”就是调水调沙。历史先贤们的思想理论有的得到了一定的实践和发挥，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有的思想理论却难以转化为举措。

黄河多个水利枢纽的兴建和“三条黄河”体系的建立，为传承和实践治黄历史理论提供了基础条件。虽然先贤们对治黄的规律有一定的认识，其举措也在局部得到体现，但与治理好黄河的目标相距甚远。也只有在新中国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逐步掌握现代化技术的条件下，正确的治黄方略才能得到推进。

新中国一成立，党和国家就把治理黄河作为一件应兴应革的大事。1955年7月31日，一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提出治黄以全流域为主，强调除害兴利并举，突出综合利用，并明确对水和沙要加以控制利用。之后，在黄河干流上修建了一系列拦河坝和水库，并在甘、陕、晋大规模地开展水土保持。特别是小浪底、万家寨水库的建成，使黄河的水资源调度和水沙的控制有了重要的工程基础。

但是，黄河需要调输的沙量很大。如何实现水源的时空对接，合理地使水沙搭配并通过调度使水流将所挟带的泥沙输送入海，同时不在下游淤积，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水库建得再多，没有科学的调度，泥沙还会淤积在库区。三门峡水库在兴建之后就发生过这样的严重问题。为了科学地调度多个水库的水源使之挟沙入海，从2002年起，黄委探索建立了原型黄河、数字黄河、模型黄河“三条黄河”体系，旨在将以信息化为核心的高新技术深入运用于治黄领域。原型黄河就是需要面对的自然界中实实在在的黄河；数字黄河则是“原型黄河”的虚拟对照体，把黄河“装进”计算机，借助现代化以及传统手段采集基础数据，对全流域及相关地区的自然、经济、社会等要素构建一体化的数字集中平台和虚拟环境，以系统的软件和数学模型对黄河治理开发的各种方案进行模拟、分析和研究，为决策提供科学性、合理性和预见性支持；模型黄河，就是把原型黄河按比例浓缩在一个实验室中，对原型黄河所反映的自然现象进行反演、模拟和试验，以揭示黄河内在规律。实践证明，“三条黄河”体系的建立，为调水调沙提供了现代化的视角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