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字印刷术、浑天仪、豆浆，这些都是中国人熟知的发明，不过，有很多韩国人声称它们的发明权归韩国。这不，因为韩国的一本古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属活字印本，于是韩国人便声称自己是活字印刷术发明的祖先。
韩国学者
韩国学者敢于宣称“起源国”在于有“活字实物”、“印刷物文物”两手证据。
一手证据是《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下称《直指》）。韩国驻华使馆官方网站称：2001年6月，《直指》终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最古老的金属活字印刷品；2005年9月韩国政府资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清州为《直指》举行了大型纪念活动。
另外一手是他们根据《梦溪笔谈》的记载对毕升的泥活字进行了还原，发现了“问题”，例如“易碎”、“不牢固”等等。韩国学者提出，毕升仅仅还停留在理论阶段，只是一个设想，并没有付诸实施。
话说《直指》作为韩国金属活字的“孤证”，受到了超越国宝的尊崇，宣传攻势十分了得，前总统金大中亲自参加了古印刷博物馆的活动，清州市和庆州市有“直指路”、“直指桥”等等——可见，韩国人已经把活字印刷当作发展旅游业的金字招牌。为了打造这个金字招牌，韩国前后动用了数以亿计的金钱——仅仅是2000年的清州国际印刷出版展览会和清州古印刷博物馆开馆十周年庆典，韩国政府便投入150亿韩元举办。
中国专家
在捍卫中国活字印刷发明权方面，中国专家学者纷纷著述，推出数以百计的文章，更撰写出一系列学术专著，例如张秀民、韩琦的《中国活字印刷史》，潘吉星的《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史》，史金波、雅森.吾守尔的《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邹毅的《证验千年活版印刷术》，等等，阐述了活版印刷史上的诸多疑难问题，对“韩国为活字印刷术的祖先”这一论调进行了有力回击。
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所长肖东发教授更是指出，由于采取了“打印”方式，韩国的金属活字最初每天仅能印10页，经过多年改造后达到韩国金属活字印刷顶峰的“甲寅字”一天也只能印40页，速度上远落后于采用“刷印”的中国的泥字、木字及金属字印刷术。
面对韩国的两手证据，中国提出了“活字实物”、“印刷物文物”和“印刷发展史”三方面的证据。
依照《梦溪笔谈》中的记述，后人完全可以再造毕升当年发明的活字，清朝就有苏州李瑶、安徽泾县翟金生用毕升遗法制泥活字证明可行。
而在当代，北京印刷学院课题组在2002年完成了这一工作，对韩国学者“易碎”、“常使活字掉下来”等质疑作了明确的否定。
该课题组按照《梦溪笔谈》“薄如钱唇”的描述制作了1.2厘米高和0.6厘米高两种规格的活字，经专业测试和印刷试验，不存在“易碎”问题。该课题组介绍，韩国学者制作的活字易碎可能是因为太薄或者烧制工艺不成熟。
至于韩国学者质疑“常使活字掉下来”，课题组根据当时配方松香、蜂蜡和纸灰，只要粘药用量配比合理，固版和拆版的效果都很好，黏着力也不差。课题组认为，韩国学者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由于使用了不良配药，或者是固版所用的粘药与毕升原法不同。
除了今人对活字的“复活”，出土文物对中国四大发明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21世纪初不断发现比韩国《直指》要早得多的印刷本，宁夏贺兰山山嘴沟石窟里发现的西夏（1038-1227）文献甚至详细记录了参与印刷各个工序的人员名单。
从印刷发展史的角度看，必然先有雕版印刷，后有活字印刷。雕版印刷起源于中国，最晚在唐代已经发明。
孙寿龄（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武威市著名西夏学者、西夏文泥活字专家）通过对武威出土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多年的研究后证明了《维摩诘所说经》是泥活字印刷版本，这一学术实践的研究成功，证明了泥活字印刷术源于中国.对于活字印刷的争论十分激烈，并由此开过世界的学术会议。而孙寿龄坚信自己的研究和判断，他从武威出土的这件文物认定，中国才是泥活字印刷的鼻祖。
为了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他根据北宋大科学家沈括所著《梦溪笔谈》中关于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的记载，选泥、制料、刻字、烧制，排版印刷，他用自家做饭的土炉子烧制泥活字，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在烟熏火燎中经受了一次次失败的考验。最后，从炉灰中用皲裂的双手扒出了3000多个既难写又难认的西夏文陶字，又用毕之法摸索印书，终于用自己亲手刻出的字印出了《维摩诘所说经》（下卷）。这一成功，以确凿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是活字印刷的发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