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会长、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顾问、总规划师 王景慧
“一个怪在形象;一个怪在密度，又高又密。”
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会长、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顾问、总规划师王景慧指出，位于长安街核心地带的国家大剧院和东方广场是两大不协调的败笔。
“巴黎的历史风貌保存得非常完整，在巴黎也有很怪的建筑，如蓬皮杜文化中心和阿拉伯文化中心，但由于巴黎在高度控制上严格按照规划办事，所以它的总体面貌比较好，很协调。”王景慧拿京城与巴黎做了一番对比后说，“北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理想，因为长安街建筑的整体高度和体量不断被突破。”
在东方广场之前，北京饭店的高度突破了长安街核心地带的高度限制，高度达到70米。但王景慧表示，北京饭店是文革时期的产物，在那个时期犯错误是情有可原的，而东方广场不应该犯类似的错误。结果东方广场却偏偏与北京饭店看齐，大大超出了该地段原控制规划高度不得超过33米的规定。
所以现在从天安门由西往东看，东方广场恰似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长安街上。由于它本身不是中国传统建筑而完全是一个西方建筑，无论从它的高度、体量还是建筑风格上，都与长安街核心地带原有建筑不协调。
而从景山和北海向南看，在建的国家大剧院形似一个“巨蛋”，和周围故宫、中南海的皇家园林风光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给人一种“突兀”和“喧宾夺主”的感觉，带给人们的不是视觉上的享受。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邹时萌表示，正是由于有了东方广场这样一个坏的带头作用，后来长安街上类似的西式建筑就不断地冒出来。
“对长安街来说，这条在炎黄子孙心目中占据特殊地位的第一街到底如何定位，在长安街上该建什么样的建筑，涉及到长安街功能如何定位的问题。”中国管理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张乃剑先生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张乃剑说：“长安街作为北京纵贯东西的一条主线，作为京城“两轴”中的一条实轴，在进行城市规划时，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交通功能。作为东西、南北交通的要冲，长安街承担疏散人口和车辆的功能责无旁贷。长安街的第二大功能是服务首都承担国家、政府大型政治活动、集会、游行等，作为这些活动的场所。长安街的第三大功能则是旅游功能，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条游客观光的黄金线路。”
张乃剑认为，东西长安街如何定位，从这三大功能来考虑比较准确，但现在的问题是发生了功能定位的错位，出现了诸如东方广场和国家大剧院等与长安街功能不协调的超大型商务建筑，很多商业建筑甚至包括“总部基地”、金融街也在往长安街上挤，加重了长安街原有的功能负担，统一的风格被撕裂。商业行政中心区和商务中心区的积聚不仅造成原有民族建筑被破坏，而且超负荷的人口对长安街的承载能力形成很大压力，导致交通拥堵。
“长安街大型商务建筑扎堆出现，与城市战略决策者自觉不自觉地将首都及长安街强调为经济中心有密切的联系。如此一来，长安街的地位和形象就直接受到冲击”张乃剑指出。他设想，如果在长安街上少建一些大型商务建筑，多建一些具有民族风格和反映东方文明的建筑，长安街将会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条街。
“现代有余，京味不足”这是王景慧对长安街建筑的总体评价。在长安街建筑中体现中国传统特色、北京特色是很多有识之士对长安街建筑的一种期待。
用王景慧自己的话说就是：“建筑应该有时代特点，反映不同时期的特色，反映时代性，这是建筑的必然。但作为长安街的建筑，它应有一个统一的格调，表明它是中国的，是古老北京的。”
长安街的建筑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种是中国传统的古建筑，一种是起源于西方的现代建筑。中国的几千年古文明，造就的是飞檐翼角、朱柱金顶、斗拱彩画，要使古老东方的秦砖汉瓦等与西方现代建筑的钢筋水泥、玻璃幕墙等完美结合，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协调将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王景慧说，要做到这一点很难，怎么联系，是建筑的一个创作问题。由于长安街跨越时空长达数百年，如何规划好、建设好这样一条相当长的现代建筑与传统建筑共存的街道，确实需要智慧和艺术。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北京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作“夺回古都风貌”，结果很多建筑都在上面加了一个亭子。他坦言，目前长安街的建筑在吸取传统要素将其有机地与现代建筑融合一体方面，无论是在尺度、比例、色彩、符号、功能和平面布局的运用等方面，大多都还比较生硬。这也是为什么长安街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游离、彷徨、迷失的根源所在。
“一个好的建筑设计，给人的感觉应是，她就应该长在这儿，与相邻建筑之间是协调的、对话的、共容的，具有协调和谐之美。”王景慧说，像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这类建筑虽然都不是中国纯粹的传统建筑，但由于中国建筑师参与了设计，中国与前苏联两种文化结合得较成功。而张开济设计的天安门观礼台，也是一个成功的典范，虽然它是一个现代建筑，但你不仔细看不容易发现它是后来建的，与古建筑珠联璧合，浑然天成。
如果长安街的房子可以建得既传统又现代，长安街就可以说是北京的长安街、中国的长安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