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成都市各区(市)县从10月27日开始，陆续举行了党代会，会上提出了当地未来五年发展规划，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绘制了成都宏伟蓝图。
10月28日，《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年)》公众意见征询会在成都市规划馆召开。成都市规划局就《规划》编制的思路和重点研究内容进行介绍，并邀请公众代表就国家中心城市构建和《规划》初步方案发表意见和进行讨论。同时，成都市规划局公布了新版总规的微信公众号，以期公众能更加便捷地参加到《规划》编制过程中。
第6个被定位的国家中心城市
成都，成为继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之后，第6个被定位的国家中心城市。
“国家中心城市”概念的提出最早是在2005年。原建设部(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依据城市规划法编制全国城镇体系规划时，提出“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但彼时该概念的提出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2007年，由原建设部上报国务院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中明确指出：国家中心城市是全国城镇体系的核心城市，在我国的金融、管理、文化和交通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中心和枢纽作用，在推动国际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门户作用。国家中心城市应当具有全国范围的中心性和一定区域的国际性两大基本特征。
201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10-2020年)》明确提出五大国家中心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的规划和定位。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主要对应着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个城镇密集区。
今年5月，发改委和住建部联合发布文件《成渝城市展规划》，将成都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重庆和成都也先后成为西部内陆地区城市开发的高地。
9月11日召开的成都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提出，成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目标是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主要任务是：加快建设西部经济中心、西部科技中心、西部文创中心、西部对外交往中心和西部综合交通枢纽。
国家中心城市，被喻为全国城镇体系“金字塔”的“塔尖”，在全国具备引领、辐射、集散功能。
中商智库常务副总裁沈云昌认为，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和成都能被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是具备了“两性三心”的条件。
据悉，住建部正牵头编制的新《全国城镇体系规划》提出，将要构建‘“十百千万’的城镇体系，即‘十个国家中心城市、一百个国家特色城市、一千个中小城市、一万个特色镇’”。据媒体报道，郑州、长沙、沈阳、南京、武汉等城市都在积极争取被列入国家中心城市。
据新华社报道，该最新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旨在引领“十三五”我国城镇总体规划建设，有望于今年年内完成。
各地经济发展侧重不同
作为成都经济“第一线”，各区(市)县在未来五年发展中都重点布局经济发展。
位于成都主城区的锦江区是传统的商业核心区，面对新一轮发展，确立了打造“新经济高地，国际化城区”新目标，并通过“城市空间、城市动力、城市经济、城市文化、城市生态、城市民生、城市治理”七大抓手，全力推进“服务经济繁荣区、创新创业活力区、对外交往门户区、文化名城魅力区、健康幸福首善区”建设目标。未来，该区将着力推进三次产业、金融创新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培育更多的新业态、新平台、新服务，实现经济增长从中高速向中高质转变。
成华区是成都市曾经的工业集中区，经过“腾笼换鸟”，转型发展，确立了“宜人”为本的国际化城区转型。该区提出将推动成华工业二次腾飞和现代服务业加速崛起，加快进入地区生产总值千亿俱乐部，到2020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0亿元以上。
新都区将深入实施工业强基行动和工业倍增计划，加快打造千亿工业园区，到2021年，实现工业增加值660亿元，累计完成工业投资1500亿元。其中，到2021年，轨道交通和航空产业园主营业务收入分别突破500亿元、200亿元。
温江区作为成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主战区，紧紧抓住产业发展这个命根子，以成都医学城为重点，大力实施“工业强基”、服务业提升、都市现代农业振兴三大行动，基本建成以“三医融合”为特征、以“三业共兴”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之城。
新津县在轨道交通等领域有着良好的发展基础，本次该县提出，坚持工业强基，推动产业倍增，打造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高地。力争到2021年，基本形成千亿级主导产业集群。
全面落实国家中心城市的要求
据悉，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将明确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目标要求，提升城市功能，完善市域城镇功能体系，并着重从五个方面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一是加强国际影响力。既兼顾国际化的基础设施和经济贸易，又兼顾国际教育、文化等软实力，让居民在成都即可感受到国际化大都市的氛围，如便捷的交通、高品质的服务、国际化的品牌等，打造比肩全球先进城市的国际影响领域。
二是引领辐射周边区域发展。按照四川省“多点多极”战略，不断提升成都在四川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更好发挥“引领示范辐射”的作用，成都市的优质基础教育、医疗资源等将会向周边区域延伸，成都将不断带动周边区域，形成网络化发展格局。
三是实现持续的创新引领。通过不断探索改革和创新发展动力，作为创新模式的重要输出地，创造具有中国特色、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型城市发展模式。
四是不断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城市的发展最终要以人为本，城市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也能为市民提供能够与全球先进城市相媲美的一流生活品质。公共服务配置方面，成都将按照都市核心区、都市新区、卫星城、小城市、特色镇等多个层次，标准化配置行政管理、社区服务、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商业服务业等公共服务设施，形成多中心、多层次、网络化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构建15分钟基本公共服务圈。中心城区还将推进小街区规制，重点进行服务提升、环境整治、城市更新修补及交通、基础设施改善，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交通方面，构建以轨道交通引领的开放型运输网络和多枢纽交通体系，做优双机场分工，建设国际航空枢纽;以、城际提升对外联系和辐射周边能力;以轨道交通引领城市发展，构建多种交通方式融合的公交都市，实现便捷的交通出行。
五是展示城市独特的文化魅力。全力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文物古迹，开展中心城区文化复兴计划，塑造成都具有全球识别性的文化形象，打造世界文化名城。
中心城市“隐忧”
被确立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对于城市及其所在省份、所在区域来说，好处似乎显而易见。不过专家认为，其实，从国家中心城市的设立到其区域中心作用的运作过程中，都存在着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国家中心城市的确立，“从正面看是对国家新目标在城市层面的分解安排，从消极层面看，也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大中小城市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大城市病。”王伟认为。
当然，城市争取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并不是坏事。王伟认为，竞争会促使各个城市想办法占据有利位置，继而激励出新的创新，但当竞争出现过度时，则会带来泡沫或者资源浪费。
在对于国家中心城市的明争暗夺中，为了避免城市间的过度竞争，王伟建议：“在国家引导清晰的基础上，让每个中心城市制定具有远见的战略规划，首先做到产业的特色化与错位化，同时要求每个城市必须依托和拉动其周边区域发展，并将此作为中央对其考核的重要内容。”
从国家布局“国家中心城市”的角度来说，王伟的态度比较谨慎，“如果国家的决策是科学的，那么就会带来资源配置的新格局，也就是有新的城市崛起进而辐射周边区域发展，如果决策不科学，则可能强化既有不均衡格局，收获资源配置的低效。”
王伟说：“决策科学的基础是，国家战略意图的清晰长远与对地方现实的深入评估，对各个城市能形成清晰的政策信号传递引导。”
冯俏彬则注意到，国家中心城市发挥其区域辐射、带动作用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要可以超出本省的范围，对相邻的区域、城市群都能产生一定的带动作用。
冯俏彬说：“需要注意的是，必须防止发展国家中心城市的政策被行政区划隔断。因为，城市群内部需要横向的协作。而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实践还相对空白，未来要努力发展城市与城市间的协作关系。如此，城市的发展才能更符合经济规律，符合行政区划的需要，而不只是符合某个省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