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曾在“2016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与生态修复主题论坛”上，不同领域的嘉宾从政策解读、趋势分析、案例解析多个角度，评述了近几年我国生态园林城市创建与生态修复领域发展现状，并对暴露出的诸多问题提出改进建议，给来自各省住建部门负责人、园林学会负责人上了一堂生动的培训课。
肯定创建工作成绩学习国外发展体系
论坛开始，住建部副部长倪虹就如何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进行了专题辅导，并提出实现多规合一的必要性。他指出，各地方要站到国家发展的全局高度，围绕城乡建设领域推进工作。要多开展专题性研究，掌握先进科技，破解行业难题，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建设建言献策。
在详细解读生态园林城市创建标准及相关政策后，住建部城建司园林处副调研员孙晓春提出，实施城市生态修复要尊重自然规律，严格保护城市现有自然资源，宜采取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相结合的方法，让自然做功，避免“边修复边破坏”和过分干预。
她强调，开展城市生态修复工作之前要分区域、分类型评估城市建成区内各类绿地分布及规律变化情况，建立城市绿地动态评估体系。对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山体、河流、湿地、绿地、林地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空间开展历史与现状摸底普查，分析面临的主要生态问题、起因、规模等，分类分级加以梳理。在此基础上，综合识别水土保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休闲游憩等生态功能突出的区域，以及被破坏、自我恢复能力差、记叙生态修复的区域，最终明确城市规划区内实施生态修复的场地分布。
2016年1月29日，住建部公布首批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名单，苏州、徐州、珠海、宝鸡、寿光、南宁、昆山上榜。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副理事长张殿纯在阐述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专题调研工作时强调，生态园林城市作为园林城市的升级版，在园林城市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城市生态体系建设和生态功能的完善，城市建设管理综合水平的提高，城市为民服务水平的提升。
他指出，首批命名的7个国家生态园林城市，每个都有一批重点示范工程，使城市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调控能力得以重建。据城建司统计，截至2014年底7个城市的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分别比全国平均值高出4.96%、5.76%和3.08平方米，城市的通透性和微循环能力显著提升，实现了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在北京林业大学副校长李雄教授看来，生态园林城市是适合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最理想的发展模式。他在回顾外国城市绿色发展的理论体系、我国城市绿色梦想的发生背景之后，解析了当下国际大都市绿色发展共同趋势，为各地开展建设工作提供思路。
首先，国际大都市在经历消耗性增长后，纷纷开始关注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渗透在城市发展远景、目标、策略与措施中，成为主旋律。
其次，文化是一个城市最重要的竞争力之一，文化及创意产业能帮助增强经济基础，有利于经济顺利转型，带动城市绿色梦想的实现。
第三，随着社会经济提升，国外大都市绿色梦想中都涉及到营造优美生活环境，建设宜居城市，提高居民归属感和幸福感等内容。
此外，公众参与贯穿大都市绿色梦想相关规划编制流程，政府通过公众咨询、网坛论坛、问卷调查等方式增强市民等广泛参与，形成社会支持和监督，共创城市未来。
绿地规划迎合转型生态修复亟待完善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城镇化之后，当前我国正处于新的城市发展时期，创造优良人居环境成为城市工作的中心目标。在城市生长、发展转型过程中，保持优良的山、水、城、绿协调关系尤为关键。因此，转型期的园林绿地规划也要随之调整，处理好“数量与质量、人与地布局、生态与景观、城市与区域的关系”成为焦点。
“2015年全国城镇化水平达56.1%，我国正处于生态环境问题集中显现阶段。”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风景园林和景观研究分院院长贾建中指出，城市生态功能的完善、城市为民服务水平的提升、城乡一体绿色网络格局的构建、城市综合建设协调发展，是生态园林城市建设重点。园林绿地规划制定不仅要量质并举、综合提升，以城乡一体、系统布局实现城乡生态一体，更要遵从尊重自然、生态优先的原则，以实现建筑与自然同步、游憩与生态并重。而规划制定的内容也要以人为本，服务公平，从重物向重人转变。
他呼吁，城市园林建设要基于“基质—廊道—斑块”的生态空间模式，通过科学系统的绿地建设，打造“生态功能区—生态廊道—生态节点”相结合的多层级生态安全体系，最终将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
基于大量考察调研，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副院长车生泉将我国生态修复建设现存问题归结为三大方面——政策法规、修复技术和资金投入。
他指出，世界上主要国家均已形成了适应本国生态治理的法案、标准、框架和手册，污染场地数据库健全。我国的水专项、“水十条”等法规的落实有效促成了河流生态修复的政策保障，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去甚远。此外，我国生态修复技术较为粗放，尤其是场地修复仍以传统异位阻隔填埋为主。生态修复的过程监控和效果评估不足，如何评价修复的长期成效缺乏切实可行的办法。就资金投入而言，我国仍以财政拨款治理环境污染为主，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度低、创新机制缺乏。
基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生态状况，车生泉建议制定指导性强、操作性高的各类场地生态修复的政策法规，构建完善的源头预防，过程控制和末端修复机制体系。同时，根据我国污染的现状，充分借鉴国际成熟修复技术，通过集成示范，引领我国生态修复的技术体系。“生态修复市场规模巨大，如何在多方利益博弈过程中，通过市场配置资金，延伸产业链条，构建市场多元化融资机制和产业化发展渠道，有待地方管理部门和企业去积极摸索与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