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城市性
今天的北京，早已不再是那个充满皇家气息与市井文化的传统北京了，甚至也不再是那些连北京人都还来不及仔细端详的大院文化与街道文化的阳光灿烂的北京了。
我们拆除老北京的城墙，并将其空间发展为二环路之后，仅仅几十年的时间，现在已经开始建设长度超过900公里的七环路了。北京城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21世纪一大城市奇观。
今年北京市开始启动制定新一轮的城市总体规划，这必将对北京市在未来五年到十年甚至更久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当然也会对千千万万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们产生深远的影响。
新的北京市总体规划在制定之前，首先必须回答什么是这座城市的城市性，它的城市生活是什么样的，以及作为中国的首都，它的模式效应是什么?
同心圆困惑
北京城的同心圆模式产生了一个困惑，因为根据同心圆理论，城市发展的动力应该通过放射式的道路最终汇聚到CBD圆心，而北京的圆心并不是开放的CBD，相反是封闭的紫禁城。作为城市年轮的环线是否可以无限地向外拓展，七环、八环、九环……
“摊大饼”既是，也不是北京的模式。北京的城市空间模型是令人困惑甚至自相矛盾的。
如果说二环至六环的环形道路是北京同心圆模式的主要特征，但是环形之外的北京又有另外一套方格网的交通系统，匀质的格网是否又否定了同心圆模式将高密度高强度的城市CBD放在圆心的做法?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北京的中心位置是紫禁城，恰恰是人们不能随便进入的地区。这样，本应发挥集中效率的环线因为CBD等人口活动高强度空间分布不均匀，以及缺少放射性道路而拥堵不堪。而在模式上不提倡集中与分级的方格网道路，因为环线的存在，效率低下，无法发挥均匀分布交通压力的作用。
最终，这两套模型都无法发挥自身的优势，问题丛生，尤其是在两套不同的模型重叠的位置。北京发展环线除了解决交通困境，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试图起到空间隔离的作用。也就是通过环线隔离城乡，控制城市的发展与扩张。这的确成为了北京发展的紧箍咒，原因在于，城市规划的核心是控制，但是控制的核心应该是发展而非阻滞。城市发展如同治水，重在疏而非堵。
未来北京的空间发展就策略可以分为上策、中策与下策。上策是大刀阔斧地改造城市空间规划，从中发展出全新的城市性;中策是积极面对现实问题，因势利导改变与疏通现有的空间规划模型，放弃教条主义和平均主义思维;下策是消极面对发展问题，维持旧有格局，拆东墙补西墙。
无空间则无灵魂
老北京城的外部空间主要是街道与一些开敞的水面与沟渠构成，并没有欧美城市中常见的市民广场。今天北京的市民广场与空间是否会发展出类似欧美的市民社会?
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的灵魂，而这个灵魂的特质很多来自于它独特的城市生活与空间体验。
老北京的市民生活不是市民广场与林荫大道，而是旧时人家的街头巷尾。今天的北京道路与空间的尺度巨大，城市空间规划以机动车而非步行为主导，行人在城市空间中限权受制。
在现实中，城市的开放空间被各种交通功能所规划占据，那种容许人们自由聚集的开放城市生活空间越来越少。尽管越来越多的封闭式居住小区中拥有内部绿地与花园，但是这种共同属地不同于城市开放空间中的公共空间。尽管小区内部的花园对于当地居民是十分重要的社区活动空间，但是这里更多的是内向的社区生活，而非外向的城市生活。
可以这么说，城市的开放空间的数量与质量将决定未来北京市民的城市生活与公共道德的品质，市民的精神健康与物质健康同样重要，在高密度的城市中，规划一片没有所谓功能的空地也许比疏散人群的交通空间，锻炼身体的运动场地或改善环境的绿化空间更为重要，因为这片空地可以成为城市寄托灵魂的地方。
规划的悖论
对于城市规划者而言，798是一片杂乱无章的破败空间，教条的规划理论和城市理论，将798定义为一个急待改造的城市中肮脏而黑暗的角落。然而，现实中的798是一个充满活力，蓬勃发展的城市空间。是规划错了，还是发展错了?
798艺术区原本是一片机能衰退的工厂区，随时面临拆迁的可能。在2000年后短短数年时间，伴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崛起，聚集了大量的艺术家工作室与艺术机构而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艺术区之一。
这里没有任何政府主导开发的背景，没有政府投入，没有BT，没有名校，没有权力机构，没有土地政策，没有政府税收优惠，没有统一规划，甚至连保安也可有可无。
当全国的城市开发都在自上而下的规划中高歌猛进时，798在一片城市的褐地，一个无人关注的城市角落中自下而上发展起来。自由、有机、开放与活力是这类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都市街区迥异于那些自上而下规划而成的街区的特征。
在798，所有的空间与土地都是混合功能的有机空间，商业与公共空间穿插其中。
今天的中国城市规划与土地管理系统，大多仍旧沿用流行于上世纪50年代的单一土地目标利用与刚性分区制，这样的方式有利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市经济生产规划，但是完全不适应今天城市土地市场，和商品经济自我调节的能力与需要。
在城市快速扩张阶段，问题会被速度所掩盖，一旦城市进入稳健的发展阶段，这种缺乏弹性和长远考虑的单一土地目标利用与刚性的分区制，就会与自下而上的城市发展形成越来越多的矛盾。巨大的北京城的规划，既不可能完全地自上而下，也不可能完全地自下而上，在推动城市发展寻求抓手时，也要为城市自身拥有的本能留下足够的平台。
千城一面
经历30年的改革，中国大多数城市人从“单位公房”中搬到了“邻里社区”之中。共同体空间过去建立在彼此充分了解和平均主义之上的精神安全感，被现在建立在围墙、门卫和门禁系统之上的物理安全感所取来。哪种安全感更好?
随着旧邻里的逐步解体，与之相随的是旧有邻里生活的逐步消失。
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们，生活在一整套社会系统之中。每个人都被刚性的社会关系所界定。
当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后，建立在计划经济之上的社会系统随之转型。人们开始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邻里与邻里生活。
今天的居住区设计规范或相关法规，尽管如户型、面积、配套设施等等指标比之计划经济时代有了巨大的提高，但是作为整体的邻里居住模型的规划设计概念与思想却没有本质性的改变。仍然秉承着计划经济时代乌托邦模型，也就是坚持平均主义，将多样性的生活简化为年龄、家庭成员数量、社会身份等几个简单的分类。
乌托邦模型将社会成员粗暴地理解为有共同需要的群体，而无视他们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这样的规划标准与规范也直接促成了中国千城一面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