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 冯奎
在以GDP为中心的导向模式下，过去若干年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如一匹脱缰野马，由此导致一系列“后遗症”亟待解决。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就中国城镇化的“冒进”、“力疲”等阐述观点。
城镇化冒进之险
冯奎用冒头、冒进和冒险三个词来形容中国城镇化过去30年的发展。1978年时候我们国家的城镇化率只有19%，而现在的城镇化率是53%，城镇人口7.3亿，在农村还有将近7亿的人口。
中国城镇化是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城镇化。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每年转移到各类城镇的人口2000多万。“我们能够这么快，和我们国家特殊的国情是有关系的。”冯奎认为，尤其和低价征地，低成本补偿，以及比较低的环境、生态社会方面的准入门槛有关系。
政府强力作为，通过征地建新区、开发区，以较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得土地，农民在没有得到足够补偿或公平公正补偿就失去了土地的情况下，被动卷入了城镇化大潮。虽然变成了城镇人口，但他们很多的保障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
另外，全球范围内的工业转移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制造业，使得城镇吸纳了大量外来转移人口和就业人口。以近邻东莞为例，在过去10年中城区面积扩充了3000%。冯奎认为，这样的增长速度当中蕴含着风险，土地资源不堪承受。
此外，国家的货币投放宽松，信贷增长飞快。“如果这些投资进入了实体经济，助力新兴产业发展问题不大，但这些资金都沉淀到了长线基础设施特别是房地产业上。”冯奎认为，目前房地产及相关产业占到我国G D P比重约30%，这个土地财政走向越来越窄的胡同。而多发的群体性事件，很多时候都与城镇化发展相关。
“软”是解决之道
冒进的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后遗症，越来越让城镇化发展后续乏力。冯奎认为，中小城市对在农村有地的人们吸引力越来越弱。他们拥有承包地和宅基地，还有集体收益分配权，征地补偿，大病保险、养老保险，还可以生二胎等等很多有利条件。冯奎认为，目前城镇化的政策设计所带来的牵引力并不强，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了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里，而一些中小城市依然资源和人口贫乏。“未来国家城镇化发展的政策中心应该向下，应该向中小城市进行转移，国家的政策应该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调节，或者作为一种校正和重要的弥补。”冯奎说。
城镇化的筋疲主要是城市发展的体制、机制没有成型，尤其是土地制度改革一直没有突破。而城市发展中当政者的“近视”和功利主义、经验主义，又通过现行体制机制得到强化。“使得我们的近视更加严重，变成一任政府、一届市长一定要他在任期间再创辉煌，这就改变了城市发展的延续性”。
冯奎认为，解决城镇化的力疲、筋疲和神疲，关键是要改变过去的冒进，而应以“软”来应对。比方说在人与物这两个目标组合当中，更加重视人，真正以人为本，注重人的需求。另外，把软组织变多。城市中软组织各种各样，各种协会、志愿者组织、各种个人联谊机构等。而一些城市的软环境更不可忽视，冯奎认为，这包括城市的思想观念、文化氛围、体制、机制、政策法规以及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服务态度等，都构成了这个城市的软环境。“在城市的基础设施趋同的同时，软环境决定着城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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