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网专栏作家 王亚煌
在中国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运动中，总有些对城镇化质疑的声音存在，例如反对一些地方政府强迫村民上楼的行为等等。最近钱津研究员就又表示，中国肯定要吃城镇化的亏。理由是，“目前中国提倡的城镇化是脱离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在工业化没有强势推进的前提下，在农业现代化没有足够的投入保障的前提下，将城镇化列为核心，本末倒置了，那要自食其果。”
笔者认为，这一言论是很中肯的，也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当前中国推进城镇化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将城镇化当做了发展的目的，而非现象。政府从而将城镇化数据列为了工作的目标，而非用来客观反映经济状况的指数，并在工作过程中好高骛远与不且实际的过度推进城镇化，导致了城镇化程度与当地工农业现代化程度不匹配的情况，从而滋生出诸多问题。
赶农民上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多地方农民住在楼上之后，还是要下地劳动的，楼房反而让需要田间劳动的他们很不方便。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正是因为一方面当地农业现代化程度不高，仍然需要大量的农民从事农业工作，另一方面当地工业水平又不够，无法容纳转移足够的农业人口。
诚然，中国的农村闲置人口较多，农民工也由此而来。但是应当认识到两点：一是大部分农民工并不是就地城镇化，而是异地城镇化，留在本地的人口相当一部分还是要从事农业劳作的。二是农村闲置人口的城镇化很多已经客观完成，需要后续解决的是他们的户籍与身份问题，并不单纯是盖楼和将村子划为社区。
此外，中国由于地域宽广，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区别很大，一味推广城镇化并不见得符合各地现状。起码就中西部一些地区来说，当地城镇的就业容纳人口非常有限，让农民进城干什么是绕不开的问题。就现有的做法，政府要么不管这部分人口的就业，要么用农民出让土地的款项一次性或分批补偿他们，要么纳入环卫等部门，用部分财政供养起来。这样做其实就形成了谁先进城谁占便宜，后进城吃亏的局面。既不公平，也没有可持续性。
事实上，政府只需要为城镇化解决政策障碍，其他的社会可以完成自己调节。这就好比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情一样，政府直接给予广东政策，那么资金也好，土地配套也罢，市场会自己发挥作用，当初没法解决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城镇化也是如此，政府推进城镇化，必然会出现要么超前要么落后的问题。最为合理的办法就是政府负责解决政策问题，城镇化的问题交给市场和社会去协调。当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不需要政府去推进，村里也不会有人居住了。而如果两者不足以支撑城镇化水平，那么过度城镇化还会出现治安问题。因此，政府的精力还是应当放在经济领域，至于城镇化，则更多是立法上应解决的问题，而非城建部门的业务。说到底，城镇化只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发展良好的现象罢了，而非要建设的目的。没人会强迫泰国等农业国家去实现城镇化，更用其来考量当地经济水平，所以更不应把城镇化当做我们政府政绩的枷锁，让其成为城市建设的三聚氰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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