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时龄
郑时龄院士是一位建筑文化的友好使者，他曾经担任过同济大学副校长，并身兼法国建筑科学院、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建筑师学会荣誉资深会员。他不仅有设计作品，更在建筑和城市设计的理论方面著述颇丰。走近郑时龄，你不难感受到他的谦虚、睿智、风趣、博学，他是一个心中装着天下的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他善长建筑批评，却从不尖刻地讽刺任何建筑形象，他相信用准确、公道以及大众化建筑语言，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建筑设计和城市环境中的真善美。
郑时龄在2001年出版了著名的《建筑批评学》，成为当代中国建筑批评的先行者。在此之后，广泛的阅历和对城市建筑的责任感，让他的建筑活动逐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对他有过各种各样的称呼：郑院士，他是中科院院士，并身兼法国建筑科学院院士、美国建筑师学会荣誉资深会员，他的建筑实践表现了创作活动的学术价值，始终关注建筑的历史文化内涵和艺术性;郑老师，他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教授，长期事于建筑设计理论教学与研究，这是学生们最喜欢的称呼，他一生勤于钻研、诲人不倦;他是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组委会主题演绎顾问，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和优秀建筑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曾担任上海建筑学会理事长，对上海城市风貌特色的维护、城市空间的梳理与更新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他曾出国访问80多次，曾应邀在意大利、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荷兰、韩国和希腊等国的大学和学术论坛上作学术报告和主题报告，2007年荣获意大利最高荣誉骑士勋章，他以学术走天下，以谦和大气的中式外交把中国建筑文化向世界传播。
走近郑时龄，你不难感受到他的谦虚、睿智、风趣、博学，他是一个心中装着天下的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他善长建筑批评，却从不尖刻地讽刺任何建筑形象，他相信用准确、公道以及大众化建筑语言，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建筑设计和城市环境中的真善美。
上海世博会的申办与建设
2000年，郑时龄受邀参与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申办和筹办工作，“世博会”这个主题为他的人生带来了新的精彩与忙碌。最初，他担任世博会主题演绎总策划师(世博会的总策划师共有4人，郑时龄是来自建筑部门的专家)，后来他又成为上海世博局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组委会主题演绎顾问，在上海世博会后，他还将应邀担任意大利2015年米兰世博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他为世博会做了大量相关研究，最近几年发表了《世博与建筑》(2009)、《和谐城市的探索：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及规划设计研究》(2008)、《世博园及世博场馆建筑与规划设计研究》(2007)、《世博会规划设计研究》(2006)等有相当影响的论著。
郑时龄说：“历史上的上海曾被比作万国建筑的博览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再一次发挥这个主题的深层次内涵。在上海世博会的申办和世博规划设计方案的评审过程中，政府起了主导作用。上海由于城市大拆大建式的开发比国内其它大城市起步稍晚(大约20世纪80年代后期)，所以整个城市的整体结构保护相对要好一些。”从2002年开始，政府比较重视城市风貌的保护，采纳了郑时龄提出的以黄浦江和苏州河滨水空间作为城市空间核心的思想，对黄浦江和苏州河两岸城市空间的改造，为世博会选址在上海市中心地区提供了前提条件;此外由于世博会用地的动迁很大，为了减少开支，一大批50年代建造的工业化建筑被保留下来。世博会选址上有300多家工厂，大都有很坚固的结构，他们代表着上海工业的起步期，是重要的历史文物。政府和专家组经过讨论，决定把文物建筑当成一种资源，并想方设法加以利用，形成了现在拥有一定怀旧特色的世博园区。例如在古老的江南制造局建起了世博会中国船舶馆、上海溶剂厂的9栋小住宅如今变成了世博村里的酒店……它们既古老又时尚，成为当代建筑一种有意义的探索。整个世博会共保留了大约30万平方米的老建筑，新建建筑200万平方米，其中法国馆、英国馆、西班牙馆、荷兰馆、波兰馆、德国馆、丹麦馆、芬兰馆……都极富特色，值得一看!中国馆是中国建筑师第一次设计的世博会中国馆，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它承载了太多的中国人民的厚望。”
在世博园的建设中，郑时龄一直呼吁要给中国建筑师更多的设计机会。作为主题演绎顾问他对社会各界强调，上海世博会共有42个外国自建馆，来自世界各国的建筑师在这里充分表达了他们对科技、文化和未来的理解。剩下来需要改造的展示馆、新建馆(包括42个租赁馆、11个联合馆)以及世博村，希望中国本土建筑师来设计。后来，2007年4月，上海世博会最大的展示馆——中国馆，以全球华人为应征对象公开招标。怀着极大的热情，郑时龄以用中国红旗为主题参加了这次竞标，长方形的主馆和五角星形的地区馆，很好地诠释了新中国的形象，虽然在造型和高度上没有得到评委会的一致认可，但这个方案的如宏的气势和丰富的内涵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用长达10年的时间参与上海世博会策划与主题顾问，郑时龄也曾提到其中的不足：“上海世博会建筑之间的距离偏小，我想应该做个人流分析，以确保世博期间的参观安全;中国馆如果设计的再平一点，用坡道解决展览建筑的垂直交通可能更好……”郑时龄就是这样一个人，坚持用客观的眼光看待和批评城市与建筑。他说当代建筑批评学在中国的发展还不尽人意，多是赞扬性的文字，其实建筑也要靠批评的推动。改革开放，使现在中国的建筑批评比30年前进步多了。批评不能一味地讲不好，而是要挖掘那些有代表性的观点，把它们放在较大的时代背景下比照和谈论。#p#分页标题#e#
对中国建筑师的关注
2009年郑时龄受上海《设计家》杂志之邀评点了建国60年后成长起来的60位中国建筑师，表现了他对中国建筑师命运的关注。他说：“中国现在的情形很像20世纪后半叶的日本：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和1970年大阪世博会之前，日本国内很推崇外国建筑师的设计，日本本土建筑师一直在向外国学习。1964年丹下健三带领12名日本青年建筑师在东京设计了以代代木体育馆为代表的一批作品，并创立了‘新陈代谢’理论，这一品牌事件成为日本建筑走向世界的开端。”
我们不能想象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后，中国建筑师会急速走向世界建筑舞台的中心，但改革开放后，中国建筑师已经逐渐为世界认可是个不争的事实。现在，已经有些中国实验派建筑师开始把作品拿到国外参加双年展，虽然这些建筑师在国内并非主流，但他们的活动让世界开始认识中国。在近几年国内的合作设计实践中，中国建筑师在技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仍然需要努力学习。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方面，我们的建筑教育需要变革，建筑师的怎样用建筑语汇表达的方式还需要提高;其次，中国建筑师的资质没有得到全世界的认可;第三，最大的差距在于文化底蕴不够。郑时龄表示：“与国外建筑师相比，中国建筑师是有一定的水平差距。我在国外的一些设计竞赛当评委发现，中国建筑师受传统束缚很深，思想不够开放。有些在外国事务所工作的中国建筑师也很有水平，他们实际是受中国教育长大，但往往处于被领导的地位，不能发挥水平。”
郑时龄认为文化底蕴不够是中国建筑教育的先天性问题，会带来后劲不足的影响，会令中国建筑师走向世界的路途更加漫长。他说：“中国新一代建筑师中，许多人不能学贯中西，甚至连中文也不行。在我的建筑评论课上，曾经组织了200名学生参与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小学阶段，中文课时明显高于外语课时;在初中阶段，外语课时与中文课时是0.9:1;在高中阶段，外语课时与中文课时是1: 0.9;在大学阶段，中文课不上了，只上外语课。这样的教育机制，在中国建筑师人文科学的培养方面是远远不够的。”
郑时龄很欣赏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他说，小泽的成功在于他能完美地用日本文化来理解西方音乐，如果当代中国建筑师不能用自己文化的观点来解释现代建筑，就不会有成功的创作体验。国内建筑师各有特点，台湾建筑师更讲文化，他们的建筑设计会从较深的层次上考虑社会的问题;北京建筑师的设计比较大气，上海建筑师的设计更注重细节的精致。但是，也有不少负面的例子：一些建筑师和开发商用容积率、面积、高度等指标算出来的所谓建筑设计，缺少建筑的文化性与诗意，千篇一律，让城市缺乏活力;如果不考虑建设项目情况，盲目地请外国著名建筑师设计，就像看外科的病却请了小儿科的大夫——比如请一些世界顶尖的住宅建筑师设计超高层建筑，也会令最后的设计作品不理想。在某些方面，上海的城市退步了，开发商的利益满足了，却很少有人问津城市的公共利益。郑时龄说，中国城市呼唤人文关怀，呼唤建设千年城市，更呼唤有文化有责任感的建筑师。
建设拥有历史记忆的当代上海
郑时龄4岁从成都迁居到上海生活至今，对这座城市有着深厚的情感。他说，上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1986年上海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632处优秀历史文化建筑，共2138幢，市中心共有27平方公里、12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很多上海人把本地文物建筑当成一种资源，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上海还生成了一种城市文化怀旧的情绪。
1994年郑时龄开始参与上海城市规划，1996年起他开始研究上海的历史建筑。作为专家，他与阮仪三、伍江等人一起，对上海历史风貌的保护提出过许多有意义的实践方案或者大胆设想。他说，上海有6340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只将城市发展限制在城区600平方公里的区域，势必造成城市发展的瓶颈。后来上海市政府决定将城市发展的关注点放在“城中心+卫星城”的发散式规划思路上，有一段时期还创造性地提出“一城九镇”的规划。上海通过国际招标引进一批新的城市规划理念，虽然某些做法在具体实施上不太成功，但这无疑为上海历史建筑保护提供了某种优越条件。郑时龄说：“在城市建设实践中，要保护老建筑很难，需要政策和技术的双重支持。上海的老建筑保护不尽人意，起因多种多样：第一，老建筑在上个世纪拆了很多;第二，很多老建筑，在以前建造的时候就没想要它活100年，如今要改造延长它的寿命，需要更新它的建造技术、更换设备材料;第三，上海城市道路翻建改造把马路越垫越高，到了雨季老城区里弄里面常常倒灌雨水;……众多客观条件让开发商们在保护上海老建筑这个难题面前望而生畏。”
郑时龄认为，不能让历史成为未来的包袱，也不能让未来失去历史的基础，上海在历史文物建筑保护和地方经济建设取得双赢的典型例子也有不少。他解释道：“首先，上海新天地是最著名的、把4公顷的老建筑立面加以保护和改造，从而振兴了地区经济的典型例子，它带了一个好头。”他转而又接着说：“但是新天地也带了一个坏头。在周围52公顷的地域房价飞涨，如今这里的居住人口大换血，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富人区。第二个例子就是上海老城厢的改造模式，它的设计结合了分散淹没在旧墙老屋间的古迹、独特的民居建筑及市井文化，不能因为它是仿古建筑，就笼统地认为它是造假古董。我去过意大利弗罗伦斯，那个令人神往的城市也有大量新建的仿古建筑，意大利城市建设部门提出重建城市的历史记忆，并大胆指出如果完全保留原来破旧的东西，不能适应现代生活。其实国内的琉璃厂改造、前门大栅栏改造等等项目面临同样的问题。很多老建筑在建造之初就没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只有改造里面的内容，提供便民的基础实施，让它继续发展，才能让老建筑永葆青春。第三个例子是上海泰康路田子坊，它不在历史保护区范围内，却因汇集了一座清代的老宅院、20世纪30年代的老建筑以及50年代的工厂区而出名。上世纪80～90年代，这里成了艺术家工作室集中的地方，渐渐有了名气。2004年区政府发文要改造它，我就去参观了田子坊。我认为它是上海新的发展方向——有10多个国家的人在这里工作，很多有特色的服装、工艺品、皮包在这里经过设计加工，走向全世界。这里最终成为保护区，2006年还被评为全国优秀创意园区。它保留了一种老的生活方式，虽然仅仅是整修房子、保护破破烂烂的街道，但创造了老建筑的生命力，形成独具创意艺术的街景。第四个例子是我们最近参与保护的1933老场坊，它原来是一个宰牲场，曾是电影《大李、老李和小李》的摄制基地，也是一处让老建筑改变使用功能，恢复青春的建设。”
上海在建国初曾经是很多大型国有工业生产企业的所在地。随着历史的变迁，上海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调整，例如有污染的化工厂、利用黄浦江排污的工厂、劳动密集型加工厂等被大量迁出城市。怎样改造利用这些工厂原有的厂房?上海规划局曾经行文，要求老厂房不能改变工业用地的性质，市政府为此提出了发展100个创意园区的建议。很多大厂区被成功地改造，比如上钢10厂被改造成城市雕塑艺术中心，变成为拥有良好声誉的展览馆和工作室。但是倘若把工厂全部变为创意园显然不切实际，郑时龄提出工厂也可以改造成住宅、医院、剧场……他曾提出把黄浦江边的老厂改造成上海视觉艺术大学，让学生们在现代城市的熏陶中学习艺术;他也把汉堡易北河边上一个老仓库改造的漂亮的剧院拿出来，让大家学习怎样用更多样的手段赋予工业遗址新的生命。他说，建设拥有历史记忆的当代上海，是他最大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