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居为安“，近40年来，中国的住宅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80年代以来，住宅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民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同时人们的居住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单纯关注住宅内部环境移向外部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对环境质量的追求，亦已从基本生理需求的满足，逐渐推向更高层次的心理和文化领域，但是，在取得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居住区绿地设计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

1.表现在理念的炒作上是不惜余力

从欧洲小镇风情到美洲的阳光海岸，从江南的小桥流水到巴厘岛的椰风树影，似乎要把世界各地的风光美景都搬到几公顷的住区中。这样，往往出现两种结果：一是过于简陋，名不副实；二是过于豪华，把住区环境做成了舞台布景，或是类似于主题公园的微缩景观。前者让消费者有受骗上当之嫌，后者则忽视了住区中居住、生活的第一需求。二者失败的关键在于没有把握好一个“度”字。其实在住区景观设计中加入一些异国情调的元素和设定一个主题风格本无可厚非，但需要在超前的理念和实际情况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并通过具体的设计工作加以落实。

2，表现在对环境的“喜新厌旧”

城市居住区绿地是对住宅建筑自然生态的恢复，是对城市人工环境中自然生态的恢复，是对城市人工环境中的自然氛围的补充。然而，在目前城市住区的规划建设中，常常忽视住区原址环境中有价值的信息，如水体、生物种类、地形地貌、景观等，认为人工植树铺草就是高水准、现代化。因此，不论原基址自然条件如何，一律首先填沟堆山，将基地原有的地形、地貌等自然特征一概抹去，代之以全新的布置。使得原有的生态系统遭到毁坏，绿地成为规划建筑师建筑设计的形象点缀。

3.表现在重视觉轻功能

城市居住区绿地设计更多的是将注意力停留在视觉观赏的层面，而对其生态调控功能认识不足，导致绿化设计“中看不中用”的尴尬局面。例如许多城市新建的住区中，把草坪多、树木少看作是“洋化”、“设计新”、“水平高”的典范大加推崇，殊不知以草坪为主的住宅区。不但绿地空间所创造的生态功能大打折扣，同时也给开发商后期的养护管理，从资金和人力方面带来更多的投入和困难。另外，开发商为了提高住区环境的“身价”，追求“卖点”，在绿化配置中片面追求观赏性、稀缺性的名贵品种，不管成活率如何，不惜重金从异地移植古树名花，而轻视易生易长、环保效益显著的地方经济性品种。

4.表现在住区环境设计极尽衰华之能事

现在有些住宅项目开发商热衷于在小区里做大广场，小区园林极尽豪华之能事，求大求奇，有什么空中花园、空中巴比伦之类。试想若用户意识到这项投资与日后的维护费用由他们来出的话，他们会作何选择。我国明代学者李鱼早就说过“土木之事最忌奢靡，匪特庶民之家当崇简朴，即王公贵人亦当以此为尚。盖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凡企好富丽者，非好富丽，因其不能创异标新，含富丽无所见长。”

5.表现在没有突出地方特色，适应地方气候

近来受欧美影响，亲水住宅风行一时。北方城市也不例外，一些新建住区作大片水景，忽视了“夏季蒸发大，冬季易结冰，北方缺水，成本难控制”的问题，致使一些水景在建成后无法使用，不仅没有创造良好的景观效果，满足居民的“亲水情结”，反而违背了原本设计意图，破坏了景观效果的整体性，而且还浪费了投资。

城市居住区绿地是整个住区最直接形象的外在表现之一，人们越来越习惯于通过对其外在形象的评价，来感知和判断住区的格调和品质。如何形成优美的居住区绿地？这决不是单纯地种植花草可以做到的，而需要对住区绿地进行系统而完整的专业景观设计。之所以会有以上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居住区绿地规划设计存在着观念上和方法上的误区：一是，对居民的行为规律和心理需求研究不够。受我国国情与设计体制的影响，设计过程中缺乏对人的研究，致使设计成果不被使用者接受。目前的居住环境设计，充斥着简单化的功能空间，一些虽经刻意处理，但不免流于陷入图案式的平面安排与雕塑式的体量表现等，新的外貌掩盖了地方风格，过于追求建筑形式的“美”，而忘却使用者的实际需要，较少有居住者的行为和生活介入，因此得不到居民的认同，当然也就达不到设计的最终目标；二是，在整个居住区规划中，环境设计一直处于配角的次要地位。不少居住区绿地的设计，在规划布局单体方案完全定稿后，甚至开工或快要竣工时，景观设计人员才介入，绿地设计只是对住宅布置完成之后留下的“剩余空间”的处理，或者是对建造意义及功能不明确的“建筑空地”的处理。由于两个阶段由不同人员去设计，往往致使在主题构思、空间效果及整体风格的把握等方面脱节，造成不协调，形成不了整体感；再者，缺乏投资来源也使精心设计的环境设施得不到完全的实施，也或者由于缺乏对居民对美的欣赏的引导，缺乏完善的管理和维持手段，使设施不久就面目全非。

后两个问题应由开发商或行业管理部门来解决，请他们在开发一个新的住宅区时，多一些对使用者的关怀，少一些利益的追求，将建筑与景观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在开发之前注意解决好资金的来源与分配问题，这不仅不会影响利益，反而对利益的增加有促进作用。但与其相比，更重要的是景观设计师本身的问题，设计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将人性化设计融入到居住区绿地的设计当中去，使其更加符合居民的要求，不再产生这样的现象：

居住区安排有绿地、活动场所、凳椅，却无人光顾；面对单调乏味千篇一律的绿地犹如进入迷宫而无法辨认自己的家门；住在一个单元里的居民互不相识，咳嗽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偷窃之事常有发生，没有安全感，这种“隐性危机”与居民的日常生活、心理健康息息相关，不可能通过硬性规定来规范，因此需要设计者在进行绿地设计时更多地对人性予以关怀。

深交所新楼夸张的外形颇受争议

近日，奇怪建筑这一话题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铜钱楼”、“福禄寿”这类造型奇葩又备受市民吐槽的建筑被推上风口浪尖。那么对于这些“奇奇怪怪”的建筑，建筑师们又是如何定义与解析的呢?

由深圳市规划国土委建筑设计处及深圳城市设计促进中心联合举办的茶会邀请了华阳国际设计集团深圳公司曹国威、肆合设计刘柏坚、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冯国安、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冯果川等建筑设计领域的专家学者就此进行了讨论。

建筑之美由内而外

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在出席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到“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这句话在建筑设计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甚至有人预言这将导致扎哈·哈迪德、库哈斯这些激进搞怪的大师们淡出中国建筑市场。那么，奇怪建筑的产生到底是因为设计理念的偏差还是审美能力的落差呢?

对此，冯果川认为这些奇怪建筑的诞生，恰恰是因为建筑师对设计缺乏掌控权，“国内的领导们和业主对设计，特别是建筑外观，都非常重视，也很有兴趣发表意见。这种外行的审美标准对设计的干预，是造就这些奇怪建筑的直接原因”。进过一项调查，81.1%的受访者认为决策者和审批者应为奇怪建筑负责，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印证。

“一个奇奇怪怪的建筑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的选址、造型和用材，都可能是原因。”曹国威则表示：“600米高的平安金融中心，犹如一把宝剑插在福田CBD的心脏里面。虽然它自身是很美的建筑，但没有与四周的建筑和空间形成一种和谐共鸣，所以它给人的突兀感很强烈。甚至给人一种恐惧感，想象一下从它的擦窗机上掉下来一块抹布都可能令人担心。同时，它的铝板下午反光可能很强，与周围是否能友好共存我们将来都能体验到。”

建筑之美是由内而外的，就如人的肌肉，不是靠生硬地外装上去，而是靠自己练出来的，所以建筑本身的优雅感，也是随着建筑手法带出来的，是与生俱来的美。在曹国威看来，近年最奇特的建筑就是深交所了，它就像是中间插着棒子的甜甜圈，如果没有人去讲解，人们只会因为它的夸张造型而印象深刻，却不能了解其内与外的功能。

奇怪不能等同于丑

历史上奇奇怪怪的建筑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法国的巴黎铁塔，当时建的时候很多巴黎的名人给政府写信反对，因为那时采用一个纯铁的结构，并且跨过一个很大的广场，是很超前的。“但是如果当时没有这个建筑，今天就没有法国最好精神的地标。有些奇怪建筑拥有超前的概念，大家当时看不懂，只能后来才发现独特之处。有些建筑是做现在、有些建筑是为了未来。”冯国安说。

卢浮宫在建造伊始也遭受了同样的质疑。当时当地的政府包括市民很奇怪为什么要找中国人来设计，为什么要做一个金字塔的形状。“当时它是用最简单、最古老的形状去做入口的设计，所以它把金字塔作为一个入口。”冯国安表示，现在所有人看那个东西觉得很丑、很浪费钱，但它背后真的有很充足的数据和理论支撑着。他还介绍说，央视“大裤衩”的造型跟生产线是有关系的。“当时是想做一个连续形状的办公楼，当然不可能完全做水平的，所有的流线，包括制作、生产的流线放在建筑物里面，所以变成了一个纽带。这跟建筑的外形是完全吻合的。”

曹国威认为，如果奇奇怪怪的建筑能够做到跟四周糅合在一起，它反而是一件艺术品。悉尼歌剧院就是一个典型，虽然有奇特的造型，但与周遭环境十分和谐，现在大家想到悉尼歌剧院就能想到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它也算是奇奇怪怪的建筑，带来的却是积极的意义。

冯国安指出：“我们不可以只是看现在的东西，要看未来的东西。”现在要注意当代跟未来建筑的构成意义，因为建筑有很多不同的影响，包括材料、结构、参数化、网络等，每一个东西都将影响建筑的审美或者建筑未来的发展。

中国创造与国际化

“我觉得奇奇怪怪的建筑的发生其实是一个中国走进国际的过程。”刘柏坚认为重点提出“奇奇怪怪”其实是一件好事，起码中国的设计师开始了这种讨论和反思。这样的反思比“奇奇怪怪”更加重要，因为建筑物的发生有很多因素在影响，可能是因为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商业因素。建筑师在设计的时候一定有他的理由和抗拒，可能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产生了这些奇奇怪怪的建筑，在这个过程中，建筑本身是无辜的。

在刘柏坚看来，在中国建筑一直是盖楼房，但是在西方建筑不只是盖楼房，它是创造一个空间、创造一个环境，有些建筑可能纯粹是为了一种很简单的功能，而不是为了其他人的生活而建造。

刘柏坚提到了近期的一个博物馆竞赛，总共有1700多个参赛者，登陆它的网站，会觉得好像很多本建筑杂志放在一起，或者很多学生的杂作放在一起一样。当他看这一片参赛者作品的时候，感觉建筑界真真切切地存在一个问题，整个文化已经开始有点迷失。

“有些人要投进国际的怀抱，又要离开自己本身的文化，令建筑开始变得奇奇怪怪。”他表示，如果中国是一种精神形态的话，我们要定义的并不是奇奇怪怪的建筑，而是具有能重复性、高工艺、包容于国际之上，以文化主导带动经济的建筑，这就是我们说的“中国创造”。“如果能够做到这个，我相信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消费主义文化下出现的奇奇怪怪的建筑自然就会消失了。”

中国需要“非常建筑”

很多建筑变得奇怪是因为商业原因，想要建筑师设计特别建筑，达到炒作目的。这种方法在过去十年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但反过来让文化带动经济、商业从文化中生长或许是个更好的方法。

曹国威说：“建筑设计可能会受到强大的业主、政治因素的影响，我们不能简单地去评判别人的建筑是不是奇奇怪怪的。所谓城市规划，就是指建筑师必须要去考虑，作品的本身是否真的有意义，是否经过了精心策划。看一个好的建筑师，也许就是看如何在能与周围融合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创作能力，实现所谓‘奇奇怪怪’的造型。这种‘奇怪’，就是建筑师的内功，只有经过内在修炼和深思熟虑实现的‘奇怪’才会耐看。”

要减少奇奇怪怪的建筑，首先要减少各级领导和业主对设计美学的干预，应该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此外，冯果川认为，如今的建筑生产体系，被权力和资本集中垄断，大多数民众很难参与其中，但他们却要成为这些建筑的最终使用者，这是不公平的。“未来的中国建筑应该打破现在的封闭体系，让民众和政府、投资者、建筑师互动起来。那样，我们可能会把注意力从追求造型的标新立异、雄伟霸气，拓展到更宽阔的领域。可能会设计得更平实、普通、经济。”

刘柏坚表示：“如果要让中国在世界上能够发挥其文化的影响力，最少要保持一些非常的建筑。”所谓非常的建筑，他将其概括为在控制范围内的一种突破性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