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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葫芦山主峰,由"四望楼"和"凤座"组成,重建于1985年,是一座融建筑使用功能与雕塑艺术于一体的新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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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凤楼是榆次县衙特有的标志性建筑,位于县衙东南角处,是一座高17米二层三重檐十字歇山顶建筑,建在1米多高的方形台明之上。台明四周设石围栏,南北两侧设石踏步。一层面阔五间,四周明柱环合;二层面阔三间,栏栅合围,是典型的宋代建筑。它的由来要从1700多年前西晋咸宁年间“有凤集于榆次”的传说谈起。
榆次思凤楼
西晋咸宁年间(275—279),荀藐任榆次县令时,勤政爱民,为地方办了不少好事,深得百姓爱戴。据民国《榆次县志》记载:“咸宁二年(276)六月,凤集其境。”成群的大鸟翔集于榆次,人们纷纷传言,大鸟即凤凰,此乃荀公政风清廉带来的吉兆。晋武帝司马炎闻之下诏褒赞:“就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爱之如父母,乐之如时雨。”荀藐作为优秀父母官的形象定格在了榆次老百姓和以后历任榆次地方官吏心中。榆次县南还命名有荀政乡,以示对荀藐政绩的怀念。
文彦博画像
700多年以后,宋天圣八年(1030),考中进士的文彦博(1005-1097)出任榆次知县。文彦博来到榆次以后,励精图治、广施仁政,使此地政通人和、民丰物泰,受到老百姓诸多赞誉。文彦博从政之余,景仰前贤,思慕700多年前百姓的父母官荀藐和成群凤凰在榆次翔集的美好景象,于是修思凤楼以敬仰和纪念。
文彦博的《殿中丞署县事文彦博思凤亭序并诗》载:“询于父老之口,质以往图之载,皆曰:荀藐尝宰是邑,治有善迹,凤集其境,后人思之,乃用名乡,今县南有荀政乡焉。愚谓贤宰之迹未可遽泯,因扁是亭曰‘思凤’。所谓即地号而著,因事实而称者,斯得之矣。”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知道文彦博在榆次县衙旁筑思凤亭的用意所在,他把思凤亭作为自己效法荀藐政绩的座右铭。据乾隆《榆次县志》记载:“诚能修荀公之政,致祥禽之集,则后之人思之,亦如今之思荀公者矣。”并作序曰:“荀令弹琴地,吁嗟集凤兮。想同桑雉扰,应并棘鸾栖。承乏今无敢,思贤古若稽。我来求旧址,即署改新题。不独怀希骥,聊将警割鸡。一窥循吏表,芳躅愧攀跻。”
虽然文彦博没有像荀藐那样为榆次引来凤凰,但其夙夜在公、清正廉明,在榆次历史上留下了一世清名。后来因为他勤于政务,口碑甚好、仕途通达,历任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宰相,出将入相长达50余年,世称“文潞公”。
榆次两贤祠
时间又隔将近700年,到了清康熙十八年(1679),河北清苑人刘星任榆次县令。他也同样思慕前贤,于是在思凤楼的对面建立正堂,三楹中设两贤之位,并题名“两贤祠”,堂中供奉荀藐和文彦博。后来人们把荀藐和文彦博二公塑像移至思凤楼作永久的纪念。
现在,思凤楼一层塑文彦博官服坐像,二楼塑荀藐朝冠站像。后人为思凤楼撰联曰:
民思善政,凤栖梧桐,两朝百代一杆秤;
官重廉明,龙卧青云,一楼千古两贤吏。
(原载于方志山西微信公众平台)
王清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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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息地的破碎化可定义为对连续性栖息地的扰动过程,而这种扰动又可产生一系列的空间格局,无论是过程还是格局都处于动态之中。在理解栖地碎裂化时首先要界定什么样的栖息地是破碎的和什么样的栖息地不是破碎的,右图描述了栖地碎裂化过程及其不同阶段的空间格局,可以从图中看出哪些栖息地是未破碎的、哪些栖息地是破碎的以及哪些栖息地是严重破碎的,即栖地碎裂化程度的梯度变异。以往的研究经验告诉人们破碎化程度可以通过测量斑块面积和隔离度而获得,这种研究方式随着景观生态学的渗透理论的应用而得到补充和加强。在具体问题研究过程中,往往将未破碎的栖息地称为同质的栖息地,并于尺度关系密切,栖地碎裂化格局随着研究尺度的改变而变化。图中所描述的梯度是连续的,而不是单独的以隔离度为基础任意地分为“已破碎的”和“未破碎的”,因为栖地碎裂化是一连续的动态过程。
动物种群对栖地碎裂化过程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反应,即动物种群对栖地碎裂化的反应受时间动态的影响。在栖地碎裂化初期,由于对某一地段的习惯,有些个体对栖息地的变化不会立即做出反应,这一现象容易隐藏和掩盖破碎化效应,从而对某些动物种群形成“生态陷阱”。另外,在栖地碎裂化过程中,个体间的替代作用和种群中的漂泊者会产生类似的效果。有些物种对栖地碎裂化的反应是快速地进入残余的栖息地斑块中,所以残余的栖息地斑块中暂时增加了物种丰富度和个体密度。在破碎化栖息地中,群体的社会吸引力也能改变个体的分布模式从而在对栖息地变化的反应上产生时滞。然而,随着栖地碎裂化过程的持续和时间序列的变化,破碎化效应对动物种群的各种不良后果会相继出现。
空间和时间尺度包含于任何生态系统的过程中,对于自然现象的描述与选择的尺度有很大关系,在不同尺度上,生态系统模式的表现过程往往不一致。例如,在地中海区域,有些鸟类的空间分布格局在细小尺度上可以表现为均匀型而在较大尺度上又表现为聚集型。尺度越大,生态系统的成分就越复杂,但其变异性往往随着尺度的增大而缩小,可预测性增强。相反,小尺度下的生态系统尽管成分相对简单,但由于随机现象的增加,使生态系统变得不可预测。VanTurnhout等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对荷兰的繁殖鸟类多样性进行了25a的监测,发现在不同尺度下,鸟类物种多样性的表现模式并不一样,他们的实验结果证实了在较大尺度上鸟类多样性的分布模式具有更强的可预测性。
尺度的变化可能会影响人们对栖地碎裂化的理解,不应该试图决定哪一种尺度是最合理的,而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理解和认识研究对象在不同尺度上的发生规律。最佳生态尺度的选择随着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例如,一片面积为100hm2森林破碎成10个森林斑块,对领域面积相对较小的白喉林莺来说,必须面临着一种选择,即正确的判断哪些斑块是适合生存的,哪些不是,如果判断有误,可能带来灭顶之灾。而这种破碎化对领域面积较大苍鹰似乎不产生影响,这10个斑块只是苍鹰栖息地中细密的纹理。生态尺度的选择还与研究的焦点是动物个体还是动物种群密切相关。对于同一种鸟类而言,研究种群的尺度往往大于研究个体的尺度。例如,一只雄性松鸡在繁殖季节需要20~50hm2的森林作为领域,一个松鸡繁殖种群往往需要10000hm2的林地作为繁殖场所。另外,同一物种在不同的区域领域面积差异较大,在选择研究尺度时应该加以区别,例如,斑点林鸮个体的年领域范围在不同的区域从500hm2到5000hm2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