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刘伯英教授

“城市复兴”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在西方国家特别是一些西欧发达国家逐渐发展起来的城市理论。它最初始于英国，是城市更新理论的最新成果。中国改革开放后，城市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不断向外扩张。与此同时，老城区经历过危房改造和棚户区改造，传统居住区的更新持续展开。城市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促使产业布局发生了明显改变，传统工业企业面临着搬迁和改造，更是掀起了城市更新的新浪潮。中国的城市从“大拆大建”“推倒重来”这种简单粗暴的城市更新方式，逐渐向注重遗产保护和文化传承的“有机更新”方向转化，正在从注重物质环境更新走向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并重的“综合城市更新”转化，正在向城市的整体和持续发展的“城市复兴”迈进。纵观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我们应该如何选择?随着‘第八届世界前沿建筑论坛“活”化存量时代下的城市’相关议题的提出，我们对工业遗址的保护与更新、历史文化街区的再生有着深刻研究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刘伯英教授进行了深度采访，听他讲述未来中国城市复兴的发展之路。

Q：城市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设计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您认为城市复兴在中国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A：在改革开放快速城市化的30多年中，城市发展的重心虽然是外向型的扩张发展与内向型的更新发展并重地。但相比而言， 注重新建的增量建设比存量的更新与改造更多一些。长期以来，我们过多地注重了城市物理的增长，而忽视了城市文化价值、吸引力、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形象等城市软体环境的重要性，从而助长了城市病的产生，原有的资源浪费等问题的出现。

随着城市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发展轨道，如何在新形势下建立新的中国城市发展模式引起了大家的共同关注，从而促使了“城市复兴”观念和理论在中国的逐步兴起，而城市复兴概念的重点在于“兴”，即注重物质形态更新改造的同时，更要注重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的改变，让人可以产生幸福感，为城市带来活力，让城市更有吸引力，更加繁荣。

Q：在工业遗址的保护与更新、历史文化街区的再生这两大领域，您有着深刻的经验与解决之道。可以与我们分享一下您在这方面的一些理念和思想么?

A：城市复兴在中国的发展还处于不断摸索的阶段。对于城市复兴，我们应该因地制宜。首先，各城市的文化基因不同，应充分考虑气候条件、区位条件、经济水平、历史文化，关注当地居民的接受程度以及认知力方面的差异，这些对城市复兴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其次，每个项目的先天条件也存在差异，比如城市中的区位、原有建筑和环境的质量等等，最终呈现的成果也可能受到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

2003年开始的成都宽窄巷子历史文化街区规划设计，从最初关注物质形态，简单的搬迁居民，慢慢地走向解决综合发展问题的循序渐进乃至有机更新，这也改变了我们对这类项目的认知。

工业遗址与历史街区项目存在很大的差别。历史街区项目主要针对的是居民，着重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但工业遗址更新改造需要面对的是职工的就业问题、企业搬迁后的发展以及原厂区土地职能的重新定位。在注重这些实实在在问题的同时，设计者还需要着重考虑到他们的社会情感。此类工业企业曾经为城市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它应该成为记录城市发展的纪念碑。在这里工作的职工曾经为企业的发展付出了青春、巨大的艰辛和汗水，他们的情感需要慰藉，这是我们设计者要充分考虑的。

Q：在城市发展的很长一段时期，城市建设以大拆大建为主。但随着人居生活的转型，城市现有空间的再利用和开发已经成为开发商和设计者面临的必然问题。您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

A：城市建设中的新建与再生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在过去的城市建设中也是同时发生的。只不过在过去的旧城更新中，我们多采取推倒重来的方式，导致北京老城区、胡同曾大面积的消失。现在的城市复兴正逐步采取微循环有机更新的办法，更新单元越变越小，以渐进式的节奏不断向前推进。

城市更新中处理与原住民的关系是比较敏感的事情。保留原住民，让他们更好地在历史街区中生活，是我们想要的一种结果。可从价值地释放以及吸引力角度，这种方式的效果却是非常有限的，这里存在一个价值观取向的问题。所以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注入新的生活，找到一种与当下生活相对较好的结合方式很重要。这种平衡点需要在市场的淘汰、居民的选择、商家和原住民觉悟的提升、经营者与当地历史文化紧密的结合中逐步实现。

Q：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建筑师需要具备怎样的能力和素养?

A：首先，建筑师要有一双发现价值的慧眼。在一个项目中，建筑师要在对项目研究的基础上，了解到城市和工厂建设的发展历程、不断挖掘它经历过的故事。其次，对建筑进行分类保护是建筑师的第一步。对于价值较高的建筑我们应该以保护为主，价值较低则以再利用、改造为主，对历史风貌有破坏的可以拆除。

建筑师对于所处时代、所在城市的理解也尤为重要。比如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功能的确定，是因为它位于长安街的最西段，在北京文化轴线上，将会为北京打造世界城市起到积极作用。了解到城市的需求、战略发展方向、每个项目对于城市功能的贡献，而不是简单的重组与创造，这是设计师首先要做的事情。

Q：库哈斯说过“建筑师对于社会是无力的”，您怎么看待这句话?

A：建筑师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虽然不是主宰者的角色，但却有着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首先，设计者要对整个社会有充分的理解，作为一个主动的、有理想的参与者，与社会发展同步。其次，在对城市的生活方式以及观念方面，建筑师要起到一定正面的引领作用。但这种引领不能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我个人更提倡与大众生活有一定契合度、接地气、能够引起社会的共鸣的建筑表达形式，这样对于社会的价值以及需要会产生更大的意义。

城市更新需要社区复兴

旧城更新，让人逃离了与邻居挤在一个灶间烧饭的黏稠关系，同时也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分享和欣赏。而这正是个人获得存在感、获得肯定的主要营养。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几百万居民离开故里，上千万居民迁入新居。如果说，这是城市更新的全部图景，社会学家一定会抱有疑问：城市更新是否只是物质环境的更新，或城市空间的改造?空间聚集的现代“小区”，能否替代人文交往密切的“社区”?

完整意义的城市更新，理应包含环境更新与社区复兴双重目标，社区复兴关系社会的发育和社群生活的开展。大拆大建，拆掉的不仅是砖瓦，更有几十年的邻里联系;迁入新区的市民，获得了空间的舒适性，拥有了住宅的自足性和私密性，却损失了日常生活的社群互动性。一些地方干部大干一场的抱负，多体现在建大高楼大马路和大绿地，而忽视城市更新的社会议题，也是其来有自，但这不能成为长久无视社区建设的理由。

社区在哪里?住在一起并不自动成为社区，只听开门声不听敲门声的住区，能让人生出与之休戚与共的“社区感”吗?只有社会性和空间性的内在结合而促成连续的社群互动的地方，“社区”才名至实归。旧城更新，让人逃离了与邻居挤在一个灶间烧饭的黏稠关系，今天不再有邻家小孩的勾肩搭背、嬉戏追逐，也很少女人间的飞短流长与暗中较劲。确实，人际间的恩怨互动，有时不免烦人、不免喧嚣，但如果没有了，也失去了本源意义的“社区”。人与人之间的分享和欣赏，实是个人获得存在感、获得肯定的主要营养。

何以复兴社区?我们需要环境的物质性改善，更需要亲切的空间尺度，以方便发生人际遭遇、发展人际互动。封闭的城市快速路、门禁小区、与生活社区甚少互动的大广场等，都在减损城市空间的社会有机性。社区复兴，是在一个符合人性需要和对人有善意的社区空间里实现的，恢复或重塑环境的社会互动性，乃社区复兴的空间条件，也是环境更新的题中之义。

社区复兴，主体是社区居民。当年轻人与同伴结成跑团，把跑步做得风起云涌时;当大妈与老姐妹走出家门，把广场舞跳得热火朝天时，我们是否意识到，这既代表着改革开放后个人自主生活的兴起，也代表着个人活动的集体谋划和实践。青年跑团和广场舞的民间组织化，是全新的社会动员，代表着社区复兴的主体力量。获得个体存在感、重塑社群归属感，是社区之所以为“社区”而不是“小区”共同体的要义所在。

社区复兴，复兴的是一个人们彼此发生真实而持续互动的生活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在定义现代化城市时，给出了三个定语：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离开了人在城市中健康多彩的社区生活，哪一个都无法实现。城市更新，房子该拆、该改的，还是要拆要改，而作为社会人，我们真正心疼或珍惜的，比如在上海，是与石库门生活在一起的悲欢离合、心理感受、生命见证;是由石库门的格局和尺度而铺展开的人与人的恩怨接触和人情往来，今天让我们失落的是这样烦人的恩怨接触也不可得了;是石库门这种熟人世界教化人性和发展人格的社会化力量和机制。社区复兴的正是一个可教化人发展人肯定人的熟人世界。